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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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最后胜利的时机终于成熟了。景帝之子武帝18岁继承帝位。他知道当时有些诸侯非常强大，而且德高望重，不会毕恭毕敬地效忠于他。而法家被认为是秦朝昙花一现的祸首，且已相当过时，只有被儒生们着力鼓吹的，在思想上讲“忠”、在实践上讲“礼”的儒学可以逐步地把那些诸侯置于他的控制之下。这就使得这位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对儒学非常赞赏。他任命与他有着同样偏好的窦婴和田蚡做丞相和太尉。这些任命自然地引起了儒学化的进一步发展。但是，知识生活和政坛为儒生所垄断，则有待于下面这两个杰出的儒家人物：董仲舒和公孙弘。当时武帝仍然不能肯定儒学是否就是能帮助他统治的最理想的学说，于是有一次提了一个考验性的问题：
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29〕
董仲舒在回奏中明确指出其他学说，尤其是法家，给中国社会，特别是在秦朝时期所带来的危害。他认为唯一摆脱的办法，就是立刻变革政策，完全采用儒学作为统治学说。他引经据典，引得最多的是《春秋》一书。孔子在该书中力图保存封建制度和宗法制度，而董仲舒则是研究《春秋》的专家。
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30〕
继而在解释什么是“道”以及道的恒常性时，董仲舒又说：
《春秋》大一统者〔31〕，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32〕
仅有原则本身还是不够，还必须有人熟谙原则并将其付诸实施。董仲舒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和方法是这样的：
夫不素养士〔33〕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34〕
汉武帝被董仲舒说服了，采纳了他的建议。具体的措施可以归纳为四点。第一，道家、法家、名家和其他诸子百家的学说均被禁止；因通晓这些学说而被推举到朝廷的人全部解职以避免他们阻挠政府的儒学化政策。第二，设《诗》、《书》、《礼》、《易》和《春秋》五经博士。第三，几百名儒生被吸收进官僚阶层，其中公孙弘最后成了宰相，也是第一个被封为侯的儒生。第四，在公孙弘的劝谏下，制订了国家儒学教育计划。这一计划允许：
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35〕
公孙弘并不满足于政府官员候选人都要训练成儒生，他还计划要改造那些已被录用的人。于是他提出了一个以儒家知识和行为作标准的较为精密的文官升迁制度。谁越通晓经书，越遵循儒家道德标准，谁就越能得到更快更高的提拔。〔36〕这项计划也被武帝采纳了。从此以后，只要是想在仕途上进取的人，就必须熟谙孔子之学；而一批以研习六艺五经为业的博士弟子们，通过推荐和考试，在朝廷的支持和允许下被免除赋税、徭役和兵役，在中国社会里跃居于普通人民之上，成为候选的官员。这是真正的儒生阶层的滥觞。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不断扩大〔37〕，从而逐渐垄断了官僚阶层，并且与皇室一起，构成此后统治中国2000年间绝大部分时期的统治阶级。
如果要想理解汉朝皇室和儒生究竟从汉武帝和董仲舒及公孙弘的所作所为中获取了多少好处，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汉高祖和叔孙通及其追随者从起朝仪中得到了多少好处，因为那恰是武帝及其大臣所作所为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