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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实际的或想象的科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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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小说]现在主要是一种美国的艺术形式,它与技术的巨大发展以及美国崛起为超级大国的时代相一致。

——布莱恩·阿尔迪斯和大卫·文格罗1

当然,科幻小说家大体上讲是技术时代的公民,他们的关注点是,美国在月球上的基地的政治效应。

——约翰·W.  坎贝尔2

美国是一个由说谎者组成的国家,由于这个原因,科幻小说是我们这个国家文学的特殊要求,作为最适合说谎的艺术形式,我们喜欢听到并假装相信。

——托马斯·M.  迪什3

科幻小说是一种难以定义的文学类型;科幻小说的创作者、评论者、爱好者和出版商似乎乐于对什么是科幻小说、什么是在其模糊的范畴之外——在幻想、恐怖或科幻惊悚领域——持不同意见。诺曼·斯平拉界定“科幻小说是任何以科幻小说形式出版的东西”4,而约翰·W.坎贝尔认为“科幻小说是科幻小说编辑才会买的东西”,这似乎排除了诸如电影、漫画、电视等流行的艺术形式,以及在“科幻小说”这个术语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许多东西。更有用的是《韦氏词典》的定义,即“主要表现实际的或想象的科学对社会或个人产生影响的小说,或者以科学因素作为基本导向成分的小说”;约翰·W.坎贝尔认为是“从已知事物中进行预测推断的诚实努力”;罗伯特·海因莱茵认为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的现实推测,是建立在对真实世界、过去和现在有足够认知的基础上的”5。这些定义同样排除了许多被接受为科幻小说的作品,但是他们确实提出了一些科幻小说中的共同元素:通过各种形式的推断来预测可能的未来,以及运用科学技术来塑造未来世界。

“未来”当然是相对的,许多科幻小说中设置的年代,在我们看来已经是过去时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是比较有名的例子(奥威尔的“荧光屏”现在完全实现了,但是克拉克的载人登陆土星和哈尔9000还没有实现)。雷·布拉德伯利甚至认为《雨中曲》是“唯一一部科幻音乐电影”,因为这部电影的情节关注“声音的发明以及它破碎的后果”6,如果在“声音发明”之前,把它给乔治·  萧伯纳看,那么萧伯纳可能早就推断出这种新技术的效果了。7按照这个标准来看,过去被不合时宜的技术发展所改变的另一个世界的故事,例如马克·吐温的《康州美国佬大闹亚瑟王朝》、斯普拉格·德·坎普的《唯恐黑暗降临》、哈利·托特达夫的《南方的枪》,或是艾伦·摩尔的《守望者》,都可算作科幻小说。《星球大战Ⅳ:新希望》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很久以前一个十分遥远的星系”,以研制新的超级武器为前提,死星想要成为“宇宙中的终极力量”,正在通过它的存在和隐含的威胁改变社会。因此我认为它也算是科幻作品(大量借鉴了其他几种类型)。

我将把“预测(应用)科学对社会或个体的可能影响的小说”作为科幻小说的一个识别特征,而不是一个独家定义,同时承认有一些故事(以各种形式)虽然缺乏这一元素,但仍然被视为科幻小说。除此之外,我只能求助于达蒙·奈特对科幻小说的定义:“科幻小说是那些我指出来并说‘那是科幻小说’的东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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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甘农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幻小说已经“直接影响了军事战略的规划和发展”9。H.布鲁斯·富兰克林认为科幻小说在美国人心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它“深刻地影响了越战是如何准备和实施的:那是技术奇迹和超级英雄的幻想”10。他认为早在1881年出版的“未来战争小说”11就“煽动公众渴望建立一支和平时期的大型舰队”12。对于一种主要以娱乐为目的的小说类型来说,这似乎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但是它符合伊格尔顿的说法:“文学既是政治斗争的原因,又是政治斗争的结果,是帝国主义者的话语系统和意识形态建立霸权的重要机制……也是这样的斗争达到稳定的领域——帝国主义者和原住民、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政治统一,在‘共同语言’本身的矛盾统一中得到表达和再现。”13

在本书中,我旨在展现70多年来科幻小说——尤其是美国科幻小说——中被引入或传播的思想,它不仅影响了战略家和武器系统的研发者,例如提出了“星球大战”导弹防御计划和“未来战士”的设想,还影响了空军地勤人员,他们用喜欢的漫画英雄来装饰飞机;还有预备役人员,他们采用了科幻小说中人物的名字,或者将科幻小说中人物的徽章改为自己所用。国防部官员在招兵海报和广告中利用科幻小说的比喻,并向科幻娱乐节目的制作人提供资助,他们希望这些娱乐节目改善美国的形象,进一步实现美国军方的目标。它也在战争期间和战后被美国士兵和平民拿来质疑美国军队的性质、行动、成本,有时候甚至是必要性。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科幻小说已经成为伊格尔顿所说的“共同语言”的一部分,或者用阿尔迪斯的话说,成为英语世界“‘文化壁纸’的一部分”14。科幻小说作家发明的术语,例如“安塞波”(ansible)、“反重力”“赛博空间”  “死亡射线”“机器人”“ET外星人”“绝地武士”  “克林贡”  (Klingon)、“曲速引擎”,现在都能在《牛津英语词典》中查到。英国空军特种部队的《生存手册》15中提到了“戴立克”(Dalek),澳大利亚国防部队将其知识生产力框架命名为“塔迪斯”(TARDIS),它取自《神秘博士》中“内部更大”的宇宙飞船/时间机器(相当令人担忧的是,英国军事通信卫星网络被称为“天网”,而这个名字比《终结者》中的“天网系统”早出现了15年)。《星球大战》中的人物习惯于兜售一切东西,从胶带到汽车保险再到宗教。西澳大学基督教联盟会议的海报,就把《星球大战》中的尤达和达斯·维达比作善与恶的代表。这主要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这些人物比耶稣和魔鬼更容易被学生们一眼认出来。2003年另一张装饰大学校园的海报将乔治·布什描绘成40岁的孔少校,但仍能一眼认出那是奇爱博士,他挥舞着牛仔帽,骑着炸弹飞向(可能是)伊拉克。

21世纪,引用科幻小说在美国越来越流行。仅在2004年6月,《纽约时报》的社论作者在描述白宫工作人员时,就提到了《原子怪兽》《复制娇妻》《天外魔花》、达蒙·奈特的故事以及《阴阳魔界》之《为人类服务》这一集。16抗议美国司法部部长约翰·阿什克罗特的美国人在他受邀演讲的会场外演奏《帝国进行曲》(达斯·维达的主题)。17《纽约时报》的一名作家将副总统切尼比作“满嘴脏话的达斯·维达”18和“奇爱副总统”19。乔治·W.布什总统在一篇谴责干细胞研究的讲话中引用了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20,而阿尔·戈尔和报纸的社论作者则形容布什政府是“奥威尔式的”21,并使用了《一九八四》中的术语——“忘怀洞”(memory  hole)22、“大洋洲”23“思想警察”24。切尼承认(或者可能是吹嘘),人们认为他是“政府的达斯·维达”25,国会议员大卫·吴在国会发表演讲时,形容布什的战时内阁成员自称“瓦肯人”(the  Vulcans,以康多莉扎·赖斯家乡的瓦肯雕像命名,而不是《星际迷航》中的星球),是白宫里的“克林贡人”。26最近,《纽约时报》记者斯科特·安德森写道:“大多数现代战场都没有可辨别的界限或行为规则;这与任何传统的战争电影都没有相似之处,它们更像是《疯狂的麦克斯》。”同一期的另一篇评论里还提到了《奇爱博士》。27

到目前为止,任何一种将大量新词引入英语的小说都是如此。但是科幻小说更专注于“(应用)科学对社会或个体的可能影响”,或者像富兰克林所说的“技术奇迹”,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美军的共识。

长期以来,和其他部门相比,美军越来越依赖于研发和保持至少与现在和未来潜在的敌人对等的、最好是领先的技术。富兰克林的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独立战争时期发明的“美洲龟”潜艇,它随着美国对外战争中越来越长的补给线而变得越来越重要。28应美军要求而研发的技术,经常实现甚至超越早期科幻小说的创造物。在很多情况下,军方借用了科幻小说作家给这些装备起的名字,因此,某些神秘的或具有品牌辨识度的比喻已经是“‘文化壁纸’的一部分”。

正如杰克逊和纳克森所说:“观众能接受什么样的描述,限制了公共政策官员所追寻的内容。”29科幻小说通常使读者更易于接受那种描绘美军已经拥有的或者声称拥有或是正在寻求的某类技术的故事。例如,格拉汉姆引用那些相信“星球大战”导弹防御计划存在的美国人的话,因为“我们在电影中见过它”30。(这实际上在多大程度上是科幻小说作者意图的一部分,我将在后面几章进行讨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美军从总司令到试图完成指标的招兵官员,都必须比其他国家的同行更努力地向支持它的纳税人推销自己……那些寻求获得认可的叙事方式常常利用科幻小说中早已存在的比喻,使价格不菲的武器项目看上去更熟悉,因此也更容易被接受,或是将他们的敌人描述成漫画中的坏蛋,装备着偷来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这些武器是“好人”不愿使用的。无论这些比喻是否能被证明启发了这些策略,它们在流行文化中的作用无疑都能促进其发展。

同样地,花费美军大笔预算的工业企业也利用公关活动将他们的产品卖给政府和军方,推销给必须决定钱是否被妥善使用的美国选民,在某些情况下,还在军用汽车和武器市场上向其他友好国家的政府出售他们的产品。为了推销他们的某些产品,他们只能求助于科幻小说的术语来形容诸如泰瑟枪(Taser,它是“托马斯·A.斯威夫特的电动枪”的首字母缩写,以科幻小说《汤姆·斯威夫特和他的电动枪》)似的物品,还有“猛禽”战斗机、相位枪(PHASR,人员阻止和刺激反应)、绝地武士(JEDI,联合远征数字信息系统)和HULC(人类负重机械外骨骼)。

范·克莱福德在《技术和战争》一书中,对在武器或护具上使用名字和徽章给出了双重解释:命名一种武器、一套护具或其他装备最初是为了“赋予设备由它的名字所暗示出来的理想品质”,即便是在这个“不再有人相信圣人和魔法”的时代,这一做法也“明显有利于提升部队的士气”。31范·克莱福德还举了个例子:罗马士兵将其敌人的名字刻在他们的箭上和抛石机弹丸上32;类似的文字也由美国现役军人和其他人写在现代导弹和炸弹上33,最著名的例子是电影《奇爱博士》中的弹头。

其他军事装备(尤其是军用车辆)也许由制造商、最高指挥官或是其他实际使用者来命名,其中一些名字最初是由科幻作家编撰的(例如吉普或“X翼”),而另一些则是在科幻小说中偶然地或后来被用作标题或化名,来表达相同的力量、任务或威胁(例如美国企业号航母、雷神托尔、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义务警员、角斗士、星火)。

范·克莱福德还认为,有着可怕名声的武器“在战场上具有一定的心理作用……用巴顿将军的话来说,战争是通过恐吓敌人来取胜的。敌人能被吓跑就不需要杀死”34。即使吓不走敌人,那些看上去比实际更具威慑性的武器,也有可能阻止敌人进攻——这是一种军事战略家和科幻小说迷都熟悉的技巧。例如,乔·霍尔德曼在《1968》中描述了越战时期美军试图将M16步枪昵称为“黑死病”。35同样,在《星球大战》中,总督塔金曾向官员们保证:“恐惧将会使本地系统保持有序,就是对这座作战太空站的恐惧。”36同样,这取决于“观众会接受的叙事类型”,正如奇爱博士所说,“世界末日机器是可怕的。这很好理解。它是完全可信的、令人信服的”37。理想情况下,有着足够可怕名声的武器可能永远也不会被使用,也不必像广告里说的那样发挥作用,如果它扮演了一个(在巴塞人的信仰中)也许根本不需要存在的神话角色的话:看看“星球大战”计划在美苏谈判中的心理/政治影响,或是看看萨达姆·侯赛因早就销毁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心理/政治影响。对于美军来说,拥有一种可以创造和延续这些神话的流行类型(体裁)是很有用的。

除了可以打击敌人的士气,这些根源于科幻作品的“技术奇迹和超级英雄”38也可以用来提升美军的士气。正如我要描述的,美军通过从科幻小说中借用对权力幻想和军事生活迷人的描写,推动其招兵工作。身穿独特的、具有防护作用服装的方下巴男人,手持一把还未研制出的武器,这一形象已经用作美军招兵和科幻电影海报,以及超级英雄漫画、科幻小说杂志和游戏的封面。

此外,尽管将军们有时候被指责“为上一场战争做准备”,但许多科幻小说的故事情节试图用新式武器来预测未来战争——有时候对抗残酷的假想敌人,例如外星人或机器人(当然,他们可能是地球上敌人的隐性代表),有时候是对抗被视为真正有潜在威胁的国家,就像在二战前或冷战时期的许多投机性的假想小说那样。这些假想同样也可能被军方用来规划战术或策略,或者用来招兵。

我并不是暗示所有美国科幻小说的意识形态都应该与美军的一般意识形态相一致;很多科幻小说公开或含蓄地反对穷兵黩武,或是使用“技术奇迹”作为警示,而不是将其作为表现权力幻想的故事元素——更像是潘多拉而非英雄赫拉克勒斯,或者是浮士德博士而非火箭筒“铁拳”(panzerfaust)。但是,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科幻冒险小说的次文体——可以说是商业上最成功的,大多数美国人说起“科幻小说”时都是指它(引用达蒙·奈特的话)——它宣扬了一种观点,即个体可能是最有效的行善力量,因为他们能熟练使用比对手更为先进的武器,并通过更先进的技术获得更高的机动性。

这种次文体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归纳的“科幻小说的不同阶段”中最古老的,他将其定义为:“(1)冒险小说,或‘太空歌剧’,它大部分是儒勒·凡尔纳的作品;(2)科学小说(或者至少是对科学的模仿),可以追溯到最早的科幻小说纸浆文学时代;(3)社会小说,或更好的是,社会性讽刺或文化批判作品;(4)主观性小说;(5)美学小说;(6)赛博朋克小说(Cyberpunk)。”39詹姆逊为这些阶段划定了日期,但也指出它们有重叠部分,“这些日期仅是象征性的”。这六个阶段,最古老的两个(詹姆逊分别归为1917年和1926年)是最有趣的,它们被证明是相当持久的——不仅是在科幻文学里,而且在其他构成“文化壁纸”的媒体中,比如漫画、电影、电视以及最近的电子游戏中。它们也是美军寻找的“观众将会接受的故事”40中使用最多的科幻小说阶段。我认为这主要归功于它们的“长寿”,用迪什的话来说,它们是“最适合美军及其支持者说谎的艺术形式,这些谎言都是人们爱听的和假装他们相信的”41。

还必须记住的是,美国科幻小说出版/制作商,作为一个商业性组织,也努力创作令人信服的故事;出版商更愿意出版那些他们认为故事会被相当一部分读者接受的作品,无论这些读者是和平主义者还是支持军队的。这方面的时效性——用伊格尔顿的话说,是“产品的文学手段”和“产品的常规手段”之间的差距(分歧)——可能会影响作品的出版(例如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反战小说《武器》在1938年卖不掉;1969年凯特·威廉受美莱村大屠杀所启发而写的故事《村庄》一直到1973年才发表),或者它作为“文化壁纸”的一部分还能存在多长时间(看看二战后漫画书中爱国的超级战士的暂时消失),或者它是如何被解读的(对比海因莱茵1959年创作的小说《星河战队》和保罗·范霍文1999年改编的同名电影)。

因此,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各个时期的美军形象都对美国的科幻小说产生了影响、提供了启发,双方在各自的目的上都借用了对方的比喻。正如从科幻小说中借用名字会使一件军事装备令人印象深刻一样,将一个虚拟人物设置为美军现役军人或退役军人,将立即让他成为故事中的英雄——至少在某些时候,对某些读者来说是这样。科幻小说作家长期将对美国战争、武器和军事生活的想象作为故事素材——最早开始于1843年埃德加·爱伦·坡的讽刺故事《被用完的人》,其中有一个与印第安人作战的美国陆军将军在战斗中失去许多身体器官,他除了奇特的外形和华丽的(功能齐全的)假肢外,没剩下什么东西,但他还喋喋不休地、兴奋地说着自己的假肢。42许多科幻小说作家、电影制作者和漫画家也发现当代美军形象和美军装备挺有用的,可以减少解释或背景铺垫的需求:熟悉的装备和新发明比较起来,需要较少的描述。而且当美军被认为是亲切友好的,赋予人物一个军事履历会使他和读者站在“同一边”。相反地,当军队形象被一些事件玷污时,例如美莱村大屠杀,或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这可以被用作一种速记的形式:通过把一个人物和血腥的不光彩的军事行动联系起来,可以败坏他的名声,这可以追溯到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序言中对骑士的讽刺描写。43最近,科幻电影制作者也利用美军资料片来作为他们的电影素材,或者用剩余作战物资来做道具和服装。制作者将美军描绘成友好的,以便获取军事装备和人员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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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星球大战:超级武器和美国想象》一书中,富兰克林介绍了那些影响了美军的科幻小说概念,从核军备竞赛引发的“星球大战”导弹防御计划到《纽约的末日》(1881年),这个由前海军军官创作的故事“开启了美国未来战争小说这一有影响力的次文类:这类故事意图吓唬公众支持大规模的军事准备活动”44。

科幻小说的起源一般归于玛丽·雪莱45和爱伦·坡46,它可以追溯到萨莫萨塔的吕西安,或是荷马。我认为它成为一种独特的类型,以及在美国流行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要回溯到20世纪20年代,即詹姆逊所说的科幻小说的“第二阶段”,当“科幻小说”和“巴克·罗杰斯”等术语都进入语言系统(通过1927年的美国出版物《奇异故事》和1929年的报纸漫画连载),当20世纪30年代战争威胁不断升级时,科幻小说中的超级英雄们(外星人或超级科学家们)逐渐取代了持枪牛仔,成为美国力量的象征符号。

虽然许多美国科幻作家对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做出过贡献,他们对军事角色的想法很大程度上受到这种经历的影响,但美国科幻小说和美军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共生的,有的完全是民间的。如果说把詹姆逊关于科幻小说头两个阶段的权力幻想47和二战美国军队英勇地将世界从绝对邪恶中拯救出来的形象结合在一起,导致了将美军送去越南的狂妄心理(正如富兰克林所说的),那么后来这场战争带来的幻灭将美国科幻小说作家分成不同的阵营,他们被达科·苏文形容为战争贩子和战争批评者。48西蒙·沙马认为,这是汉密尔顿派和杰斐逊派之间的分歧。汉密尔顿派认为战争是必需的,不仅是为了“捍卫自由”和其他美国理想,而且是积极地传播它们49,并且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和美军进行合作;杰斐逊派认为军事力量及其行为“和共和政府的原则不一致”50,压迫了某些军方声称要保护的人,甚至可能在一场核战争中导致他们灭绝。杰斐逊派通过他们的小说和其他论坛来积极反对美军行动。适时寻找一个比越战教训更容易让公众和美军接受的新故事,使《星球大战》这种好人对抗坏人的“太空歌剧”取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同时也造成了目前还未实现的“星球大战”导弹防御计划的财政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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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本书的目的,我将讨论各种形式的科幻作品,包括小说和短篇故事、电影、电视及漫画,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描写的是处于概念中而非现实状态的科学和技术(例如1945年之前的核武器、1961年之前的载人航天飞行器,以及与外星人或人工智能的沟通等)。我对“美国科幻小说”的定义将包括任何生活在美国或出生在美国的作家所写的科幻小说,以及主要为了美国市场而用英语写作的,或由美国出版商首先出版的科幻小说。这包含了在美国出生的作家,例如哈利·哈里森首次在英国杂志上发表的作品,以及在英国出生的作家,例如布莱恩·W.阿尔迪斯、亚瑟·C.克拉克和艾伦·摩尔等给美国出版商的作品,还有出生在国外但在美国工作的电影人,例如李安和彼得·沃特金斯的作品。但是我要指出的是,当作者不是美国公民或在这些情况下不是美国居民时,这种区别是显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