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记忆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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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卡吉·米什拉问我：“你早期的短篇小说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后来这个趋势减少了，为什么？”
这个问题十多年前就缠绕我了，我不知道已经回答了多少次？中国的批评家们认为这是我写作的转型，他们写下了数量可观的文章，从各个角度来论述，一个作品中充满了血腥和暴力的余华，是如何转型成一个温情和充满爱意的余华。我觉得批评家们神通广大，该写的都写了，不该写的好像也写了，就是我的个人生活也进入到了他们的批评视野，有文章认为是婚姻和家庭促使我完成写作的转型，理由是我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和一个可爱的儿子，幸福的生活让我的写作离血腥和暴力越来越远……这个问题后来又出口到了国外，当我身处异国他乡时也会常常面对。我觉得十多年来人们经常向这个余华打听另外一个余华：那个血腥和暴力的余华为何失踪了？
现在，我尊敬的印度同行也这样问我，我觉得是认真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了。需要说明的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家伙是《兄弟》出版之前的余华，而不是之后的。法国人说《兄弟》催生了一个新的余华，一本书有时候会重塑一个作家，一些中国人也这么说，我本人十分赞同。于是《兄弟》出版之后的余华也许要对两个失踪了的余华负责，不是只有一个了。如何解释第二个失踪者，是我以后的工作，不是现在的。
1991年、1992年和1995年，我分别出版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就是这三部长篇小说引发了关于我写作风格转型的讨论，我就从这里开始自己的回答。
首先我应该申明：所有关于我写作风格转型的评论都是言之有理，即便是与我的写作愿望大相径庭的评论也是正确的。为什么？我想这就是文学阅读和批评的美妙之处。事实上没有一部小说能够真正完成，小说的定稿和出版只是写作意义上的完成；从阅读和批评的角度来说，一部小说是永远不可能完成和永远有待于完成的。文学阅读和批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如同是给予了世界很多的道路一样，给予了一部小说很多的阐释、很多的感受。因此，文学阅读和批评的价值并不是指出了作者写作时想到的，而是更多的作者所没有想到的。一部开放的小说，可以让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获得属于自己的理解和感受。
基于上述前提，以下我的回答纯属个人性，不具有权威性。因为一部小说出版以后，作者也就失去其特权，作者所有针对这部小说的发言，都只是某一个读者的发言。
我的回答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为什么我在1980年代的短篇小说里，有这么多的血腥和暴力？第二部分是为什么到了1990年代的长篇小说里，这个趋势减少了？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不是因为没有答案，而是因为答案太多。亲爱的潘卡吉·米什拉，作为一位小说家，你当然知道我可以有很多的回答选择，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上几天，把自己说得口干舌燥，然后发现自己仍然没有说完，仍然有不少答案在向我暗送秋波，期待着被我说出来。
经验告诉我，过多的答案等于没有答案，真正的答案可能只有一个。所以我决定只是说出其中的一个，我想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
现在我要说故事了，这是我的强项。很久以来，我始终有一个十分固执的想法，我觉得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会决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最基本的图像就是这时候来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如同复印机似的，一幅又一幅地复印在一个人的成长里。在其长大成人以后，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是伟大，还是平庸；其所作所为都只是对这个最基本图像的局部修改，图像的整体是不会被更改的。
我相信是自己成长的经历，决定了我在1980年代写下那么多的血腥和暴力。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念小学一年级；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高中毕业。我的成长目睹了一次次的游行、一次次的批斗大会、一次次的造反派之间的武斗，还有层出不穷的街头群架。在贴满了大字报的街道上见到几个鲜血淋淋的人迎面走来，是我成长里习以为常的事情。这是我小时候的大环境，小环境也同样是血淋淋的。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和哥哥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们在医院的走廊和病房里到处乱窜，习惯了来苏儿水的气味，习惯了嚎叫的声音和呻吟的声音，习惯了苍白的脸色和奄奄一息的表情，习惯了沾满血迹的纱布扔在病房里和走廊上。我们的父亲时常是刚刚给患者做完手术，手术服上和口罩上血迹斑斑，就在医院里到处走动，喊叫我们的名字，要我们立刻到食堂去吃饭。
然后在1986年至1989年，我突然写下了大面积的血腥和暴力。中国的文学批评家洪治纲教授在2005年出版的《余华评传》里，列举了我这期间创作的8部短篇小说，里面非自然死亡的人物竟多达29个。这都是我从26岁到29岁的三年里所干的事，我的写作在血腥和暴力里难以自拔。白天只要写作，就会有人物在杀人，就会有人物血淋淋地死去。到了晚上我睡着以后，常常梦见自己正在被别人追杀，我在梦里孤立无援，不是东躲西藏，就是一路逃跑，往往是我快要完蛋的时候，比如一把斧子向我砍下来的时候，我从梦中惊醒了，大汗淋漓，心脏狂跳，半晌才回过神来：谢天谢地！原来只是一个梦。
可是天亮以后，当我坐在书桌前继续写作时，立刻好了伤疤忘了疼，在我笔下涌现出来的仍然是血腥和暴力。好像凡事都有报应，晚上我睡着后，继续在梦中被人追杀。这三年的生活就是这么的疯狂，白天我在写作的世界里杀人，晚上我在梦的世界里被人追杀。如此周而复始，我的精神已经来到崩溃的边缘，自己却全然不觉，仍然沉浸在写作的亢奋里，一种生命正在被透支的亢奋。
这时候我做了一个漫长的梦，以前的梦都是在自己快要完蛋的时候惊醒，这个梦竟然亲身经历了自己的完蛋。也许是那天我太累了，所以梦见自己完蛋的时候仍然没有惊醒。这个漫长的梦，让一个真实的记忆回来了。
先来说一说这个真实的记忆。我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长大，文革时期的小镇生活虽然不乏暴力，可是十分的枯燥和压抑。在我的记忆里，一旦有犯人被枪毙，整个小镇就会像过节一样热闹。所有的审判都是通过公判大会来完成，就像批斗大会那样，等待判刑的犯人一字排开，每个犯人胸前都挂着大牌子，牌子上写着他们各自所犯下的罪行，什么杀人犯、强奸犯、盗窃犯，还有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等等。犯人们胸前挂着大牌子，低头弯腰站在那里，听着一个个慷慨激昂的声音对自己长篇大论的批判，批判稿的最后就是判决词。
我生活的小镇在杭州湾畔，每一次的公判大会都是在县中学的操场上进行。中学的操场挤满了小镇的居民，挂着大牌子的犯人们站在操场的主席台前沿，后面坐着县革命委员会的成员，通常是由县革命委员会指定的人站在麦克风前，大声念着批判稿和最后的判决词。如果有犯人被五花大绑，身后又有持枪的军人，那么这个犯人一定会被判处死刑。
我从童年开始就站在中学的操场上了，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公判大会，听着高音喇叭里出来的激昂的声音，很长的批判稿，前面的部分都是从《人民日报》上抄来的，后面才是这个犯人所犯下的罪行。最后的判决只有八个字：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文革时期的中国没有法院，判刑后也没有上诉，而且我们也没有听说过世界上还有一种职业叫律师。一个犯人被公判大会判处死刑以后，根本没有上诉的时间，直接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之后，台上五花大绑的犯人立刻被两个持枪的军人拖了下来，拖到一辆卡车上。卡车向着海边行驶，后面是上千的小镇居民蜂拥跟上，或骑车或奔跑，黑压压地涌向海边。我从童年到少年，不知道目睹了多少个判处死刑的犯人，他们听到对自己的判决那一刻，身体立刻瘫软下来，都是被军人拖上卡车的。我曾经很近地看到一个死刑犯人被拖上卡车的情景，由于绳子绑得太紧了，犯人的两只手惨白无比，没有一丝血色。
枪毙犯人是在海边的两个地方，我们称之为北沙滩和南沙滩。我们这些小镇上的孩子跟不上卡车，所以我们常常事先押宝，上次枪毙犯人是在北沙滩，这次就有可能在南沙滩了。当公判大会刚刚开始，我们这些孩子就向着海边奔跑了，准备抢先占据有利位置，当我们跑到南沙滩，看到空无一人，就知道跑错地方了，再往北沙滩跑已经来不及了。有几次我们跑对了沙滩，近距离观看了枪毙犯人。这是我童年时最为震颤的情景，我看到犯人跪在地上，一个军人端着步枪，对准犯人的后脑开枪，一颗小小子弹的威力超过一把大铁锤，一下子就将犯人砸倒在地。
潘卡吉·米什拉，我的朋友，接下来我应该告诉你那个漫长的梦了，也就是我亲身经历自己如何完蛋的梦。这个梦发生在1989年，梦中的我被绳子五花大绑，胸前挂着大牌子，站在我们县中学操场的主席台前沿，台下的人群乌七八糟，我听着高音喇叭里响着一个批判的声音，那个声音在控诉我的种种罪行，最后是判决的八个字：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话音刚落，一支步枪就对准了我的脑袋，“砰”的开枪了。梦中的我被击倒在台上，奇怪的是我站了起来，我觉得自己的脑袋被子弹击空了，可是我竟然向开枪的军人大发雷霆，我冲着他喊叫：
“他妈的，还没到沙滩呢！”
然后我从梦中惊醒，自然是大汗淋漓和心脏狂跳。可是与以前从噩梦中惊醒的情景不一样，我不再庆幸自己只是做了一个梦，我开始被一个回来的记忆所纠缠。中学的操场，公判大会，死刑犯人惨白的双手，沙滩上的枪决，可怕的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复展现。我自问为何总是在夜晚的梦中被人追杀？我意识到是白天写下太多的血腥和暴力。那个深夜，也可能是凌晨了，我正式告诉自己：以后不要再写血腥和暴力的故事了。
亲爱的潘卡吉，我后来的写作就像你说得那样：血腥和暴力的趋势减少了。
现在差不多过去二十年了，回首往事，我心有余悸。我相信二十年前的自己快要精神崩溃了，如果没有这个经历了自己完蛋的梦，没有那个回来的记忆，我会仍然沉浸在血腥和暴力的写作里，直到精神失常。那么此刻的我，就不会坐在北京的家中，理性地为你写下这些文字；而是坐在某一个条件糟糕的精神病医院的床上，在巨大的黑暗里发呆。
有时候，人生和写作其实很简单，一个梦让一个记忆回来了，然后一切都改变了。（余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