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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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如下：
邓小平副主席30日晚上观看了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的决赛并出席了闭幕式，受到了观众的鼓掌欢迎。邓副主席出席了三中全会，发表了讲话，但在群众面前露面则是自去年一月在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上致悼词以来的第一次。
邓先生坐在工人体育场正面的贵宾席上，在其右侧就座的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左侧坐着李先念和陈永贵两位副总理。以不断吸烟闻名的邓先生一就座便点烟，同吴德谈笑。当香港队在前半场30分左右先得1分的时候，他热情鼓掌，从容自若。其后，中国青年队为扳回失利而又射门得分时，他赶紧将香烟放在烟灰缸里，起身鼓掌，露出明快的表情与吴德交谈。
比赛中间休息10分钟，邓先生一度退席。但当他再次出席观看后半场比赛的时候，八万观众撇开比赛，霎时都站立起来，向他报以热烈的掌声。
对于观众来说，这是一个不仅观看比赛，而且也是关注到了相隔一年半之后，在公众前露面的邓先生的一举一动。
新华通讯社同时播发了题为《友好邀请赛闭幕》的电讯（摘录）——
1977年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7月30日晚上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闭幕。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李先念、吴德、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李井泉、阿沛·阿旺晋美、胡厥文、王震出席了闭幕式，并观看了香港足球队同中国青年足球队的比赛。
当邓小平副主席等领导人走上主席台时，全场八万观众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在晚上的比赛中，中国青年队以二比一胜香港队，获得这次邀请赛的第一名，香港队获得第二名。
比赛开始前，邓小平副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会见了参加邀请赛的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和领队，以及一些国家的驻华使节。
邓小平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政治漩涡中，三次被打倒，又三次神奇地站立起来，而且一次比一次站得高，一次比一次耀眼辉煌。
这次复出后，邓小平站在了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上，指挥着中国这艘巨轮，沿着他设计的航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驶向小康、富裕的目标。如果说1975年的整顿是对改革道路的探索，而此后的20年，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与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密不可分。在叶剑英元帅80寿宴上，叶帅称邓小平"是我们老帅的领班"。何止是老帅们的领班，他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设计师。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人民选择了邓小平。
□一位普通教师的手，首先牵动历史的帷幕；"特约评论员"的文章打响真理标准讨论的第一枪。"凡是派"震怒发难，大讨论险象环生,危难之时邓小平拍案而起
1977年，整个中国依然沉浸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喜悦之中，然而许多觉悟者也深知，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因为粉碎"四人帮"而走出真正的危机。那时中国社会仍然面临着这样一些严峻的政治局势：党内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依旧存在，大量的历史冤假错案尚未得到清理和平反，1976年广大人民群众自发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行动依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更为可怕的是，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不但没有否定和批判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反而认为“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今后必须“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令人更加胆寒的“两个凡是”横空出世了。中国的未来命运一下子又被推到了生死攸关的抉择关头。
1977年的二三月间，南京正是春寒料峭的时节，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正在谋划着写作一篇战斗檄文，从根本上批判"四人帮"。他心里清楚自己真正要批驳的是“两个凡是”。
胡福明苦苦思索着：判断理论、认识、观点、决策是否正确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判断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历史上也经常按实践来修正自己的观点，怎么能说句句是真理？怎么能搞“两个凡是”？这完全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是宣传个人崇拜，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
7月上旬，胡福明的妻子生病住进医院。他白天在大学的讲台上讲课，晚上到医院的病床边陪伴妻子。夏天的南京，素有"火炉"之称。每当夜阑人静时，燥热的气流、病人的呻吟，使他难以入睡。于是，他搬来椅子，摇着蒲扇，借着走廊的灯光看书，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有关实践真理标准的内容一边阅读，一边做摘录，一边进行认真研究。当妻子出院时，他写出了文章的提纲。
这年9月，胡福明那篇躁动于腹中的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问世了，文章从哲学理论上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不是领袖人物的指示。在当时这实在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举动。
文章写完了，寄给谁呢？想了半天，胡福明想到了王强华。原来在这年5月，江苏省委党校召开过一个理论讨论会，在这次理论讨论会上，胡福明作了个发言《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当时有一位同志站起来，说胡福明的观点是错误的，认为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的观点。于是胡福明再一次走上讲台发言，坚持自己的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谁要反对唯生产力论，谁就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两种观点在这个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交锋，会议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同志把胡福明介绍给《光明日报》哲学编辑组组长王强华。王强华说：“在北京，一些理论家也赞成这个观点，跟你是相同的。希望你帮我们写稿。”
于是，胡福明将稿件投给了光明日报社的王强华，然而文章寄出去4个月都没有回信，胡福明只能静静地等待。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也不知道这篇文章将会在中国社会引发一场怎样的地震。
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起源于一个平凡的开端。就在胡福明焦急地等待《光明日报》回信的这段时间里，远在北京的中共中央党校也正在酝酿着一场有关真理标准讨论的斗争，而当时直接领导这一斗争的正是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
11月，中央党校举行复校以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中央主要领导人前来参加。当时，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讲话中提出："中央党校的同志，来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要认真研究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所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当时的一种说法，实际上就是总结“文化大革命”。12月2日，中央党校校委会开会讨论党史党建研究室提出来的"总结"方案。会上，胡耀邦明确提出实践标准。他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能根据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看实践，要用实践来检验。”在如何对待"三次路线斗争"的问题上，胡耀邦提出了两条原则和标准，第一条是实践标准；第二条则是毛泽东思想。在当时之所以这样提，或许是出于策略考虑，但这种提法在党校学员中又造成了新的混乱。当时“两个凡是”所坚持和维护的实际上是被神话了的毛泽东个人，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个人并没有被严格地区分开来；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更是一个没有人敢于触及的禁区。于是，胡耀邦要求重新研究路线斗争，并讲：“检验路线斗争的标准，一个是要看实践，以实践作为标准；一个是要看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
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孙长江也开始着手写作另外一篇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而几乎就在同时，远在南京的胡福明却突然收到了《光明日报》王强华的回信和文章清样。
1978年1月14日，胡福明收到来信与文章清样后，便着手按所提意见修改。从此以后，稿子来来往往好几个来回。
胡福明当然不知道，此时《光明日报》的人事发生了重大变化，那时杨西光已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重要岗位。1978年的4月间，胡福明得到一个机会去北京参加一次全国哲学讨论会，他又一次见到了王强华，也见到了当时正在着手写同一论题文章的孙长江。饶有趣味的是，孙长江还是胡福明50年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哲学研究班时的老师。
后来，江苏省委原常委、著名学者胡福明回忆说："我到北京开会当天晚上，王强华就把我接到了《光明日报》，接到了杨西光同志的办公室。杨西光同志是《光明日报》当时的总编辑，是胡耀邦同志把他调过去的。在他办公室里碰到了马沛文、王强华还有孙长江；孙长江是原来人民大学讲哲学史的老师，一看见嘛，很高兴，多年不见老师，同是经过了‘文革’的劫难，也更亲切一些，于是大家都坐下来。杨西光同志手里拿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清样，对大家说，各位同志都拿到这份清样了，福明同志这个稿子，今天正要听大家的意见，我们要修改。他说，4月2日哲学版就要发表了，我看了以后，我认为这篇文章很重要，放在哲学版里发表太可惜了，应该作为重要文章放在第一版去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