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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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决定成立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审判。经特别检察厅审查确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有16人，其中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等6人已经死亡，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1980年11月20日下午，全中国、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了北京正义路1号那座威严的法庭。世人翘首以待的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历史性时刻终于来临了。王洪文第一个被押上了被告席。接着，姚文元、江腾蛟、邱会作、吴法宪、黄永胜、陈伯达、李作鹏、张春桥、江青等9名主犯先后站到了被告席前。这群"文革"中的显赫人物全然没有了当年的威风，一个个神情木然、目光呆滞。只有江青的举手投足还保留着她惯有的那种矫揉造作的姿态，使人感到，说她是个离开了“斗争、刺激和阴谋”就没法活的女人的话，实在入木三分。
1981年1月25日上午，全世界的新闻媒介几乎都聚集北京。特别法庭开庭，对10名主犯终审判决。这是大快人心的判决，这是人民的判决、历史的判决、正义的判决。至此，轰动全球的“超级审判”结束。
恢复高考制度是邓小平复出后的一项重要决策，也是对"文革"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标志，标志着党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正确方面上来，重新确立了选拔人才的公平、公正和平等竞争的原则。1952年，我国第一次实行大学统一招生，建立起了新中国高考制度。从1952年一直到"文革"前，高等学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命题、一次考试、分批录取的办法。由于"文革”的爆发，高考制度被迫中断。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时，高考制度已经整整废除了十年，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广大群众对实行推荐选拔的大学招生制度非常不满，“人民来信”如雪片般飞向教育部。
面对教育界急需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来自人民群众的呼声，邓小平的心情十分急切。早在他尚未复出之时，就在一直关注科技教育界这个十年动乱中历经劫难的重灾区，并已经在脑子里开始筹划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和恢复高考制度的方案。
1977年7月下旬，刚刚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分管科学和教育工作，邓小平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听取有关方面对科学与教育工作的意见。中科院由方毅选定出席人员的名单，并事先在中科院范围内召开了一周的座谈会，每天都把座谈会的情况向邓小平汇报。
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举行。参加会议的有33位老中青科学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还有教育部、科学院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同志。方毅、胡乔木、李昌、武衡等也参加了。邓小平身着白衬衣,绿军裤,黑布鞋来到会场。开会第一天，开了一个带有预备性质的会。邓小平采取同科学家们自由交谈的方式讲了一篇话。邓小平对那天参加会议的人说：“到会的科学家中，只有少数人认识，说过话的一个也没有。看来多数在四五十岁，比我岁数大的只有两三位，我看有希望。”然后交代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他讲自己有一个想法：“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从科学教育入手，所以中央、国务院讨论分工时，我自告奋勇管科学和教育，中央也同意了,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就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我这次主要是听听大家的意见,向大家学习。”他要求参加会议的同志们畅所欲言，有什么好的意见都讲出来。发言可长可短，把会议开得生动活泼。
8月4日会议一开始，邓小平就会议的目的作了说明。在尝够“闹而优则仕”的折腾后，在座的科技工作者听到邓小平把科教放在先行的地位，都为之感动、激动。他说了一句幽默的话，“外行管你们这些内行”，这个工作“方毅与我一起抓”，“说他帮我或者我撑他的腰都可以。我说些空话，放点空炮，助点威风”。他宣布座谈会由方毅主持，他有时间就到，没有时间就到不了，不可能都到，但是座谈纪要是肯定要看的。可是5天的会议他一天都不缺地全到了。
会议的会场座位是排成环形的。每日的上下午讨论，邓小平自始至终双向交流参加，平等地与大家讨论，不时地插话。从他一开始讲了话以后，大家就踊跃发言，七嘴八舌，争着要把心里话向他讲出来。当时经过“文革”十年的破坏之后，百废待兴，涉及的问题很多，但在邓小平的引导之下，讨论很快就集中到主要问题上来了。
8月5日的会议上，吉林的同志控诉了“四人帮”残酷迫害科技人员的罪行，例举了一个涉及16省市自治区上千人的一个大案，邓小平表示，平反冤假错案，一定要设法加快，不采取一个人一个人复查而可以采用集体复查后，一风吹的办法。邓小平强调，必须保证科技人员，一周至少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工作。邓小平还强调，要有奖惩办法，但要以奖励为主，要用谈心的方法在政治思想上进行帮助，对“文革”中违心地讲了错话的科技人员要注意加以保护，除了精神鼓励，还要采取其他一些鼓励措施，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等等。他专门强调了要加强科研与教育的后勤工作，并表示要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8月6日上午，会议集中谈了教育工作中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个是“两个估计”问题。大家认为，“四人帮”对教育破坏极大，危害极重，但至今，他们给教育战线定下的罪名没有清洗，重大的路线是非问题没有得到澄清。因此，教育界的干部不敢抓工作，教师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教师持观望态度，积极性难以调动。大家提出这个问题后，邓小平马上明确表态，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么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17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对知识分子的评价，邓小平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是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座谈会上大家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是高校招生问题。在讨论“两个估计”时，8月6日下午的会议大家自发地转移到了这个热点问题上。当时，教育部以“来不及改变”为由，决定仍然维持“文革”时的招生办法，及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办法，而且，教育部已经将1977年的招生方案制定好上报中央了。会上，大家纷纷表示反对，认为这样的“凭老茧上大学”，“交白卷上大学”的大学招生办法是胡闹，根本就不利于“四化”建设的人才需要。为了早出人才，再也不能搞这种荒唐办法的大学招生了。大家建议立即恢复“文革”前的做法，并建议如果时间来不及，可以推迟当年的招生时间，推到冬季招生。邓小平听了大家的意见后，态度明朗，表示支持大家的这一想法，当即要求教育部的同志马上把报送中央的报告追回来。邓小平的明快果断，当即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随后，邓小平对教育部起草的招生文件亲自进行了修改和审定。他认为文件中的政审条件太烦琐，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积压”了10多年的几千万中学生，特别是已届而立之年的"老三届"们，终于得到了一个最后的机遇，一个能使人激动、幸福而又焦急得落泪的历史机遇。这一年冬天，570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十一年之久的考场。当年全国高校录取新生27.8万人。半年后，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居然拿不出足够的纸张，来印试卷，一时间洛阳纸贵。为了解决恢复高考后第一届77级的急需考卷用纸，中央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纸张。
历史的“轮回”终于带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大转折。科学的春天也终于来临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展，"左"的错误逐步被纠正，随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深入，个人迷信的禁锢被打破了，人们开始不再怀疑毛泽东也是人，也会犯错误这样一个普通而浅显的道理了。但是，对于毛泽东到底犯了哪些错误，犯了什么性质、什么程度的错误，人们一时间还很难取得一致。有的人仍未摆脱个人崇拜的影响，不愿接受毛泽东犯有错误这样的事实；有的人则出于对“左”倾错误所造成后果的愤恨，存在偏激心理，把一切错误都归罪于毛泽东个人。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鲜明地提出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来自“左”的和右的两个方面的错误思潮进行了批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四个坚持”以前都曾提出过，但邓小平把它们综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概念，并将之作为立国之本，这就是一个理论上的创新，这源于他对中国问题的深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