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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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浪屿的居民和游客带着惊喜的目光，自觉地站到街道两旁向邓小平一行鼓掌欢迎。邓小平经过一群小朋友身旁时，一个个稚嫩的声音向他传来问候：“邓爷爷好！”他慈蔼地摸摸孩子们的头，拉拉孩子们的小手，拍拍孩子们圆润的小脸蛋，心情愉快地继续往前走。已经80高龄的邓小平缓步攀登日光岩，在半山腰停住了脚步。他眺望着海对面厦门岛上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鹭江边停靠的一艘艘货轮，眺望着水天一色的海空，陷入了沉思，久久没有说话。
在由日光岩步行回游艇的林荫路上，邓小平问项南，厦门机场为什么要叫"国际机场"？项南回答说："搞经济特区，就应该与海外建立更为广泛的联系，叫‘国际机场’就是为了与日本、新加坡、菲律宾和美国通航，只有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邓小平对项南的考虑表示赞同，他挥挥手臂说：“就是应当飞出去嘛！”这一天，他还视察了建设中的东渡港，到海军码头看望了厦门水警区的同志，并和他们合影留念。
第二天，当厦门市市长兼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邹尔均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纸张笔墨请邓小平题词留念时，邓小平拿起笔来，稍作思考，写下了：“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同前不久在深圳和珠海的题词一样，都是对特区这一新生事物给予了殷切的期待、热情的鼓励和鞭策。在场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意识到了它的分量。题词在报纸上刊登后，在特区的建设者们的心中引发了一种坚决办好厦门特区，追赶和超越深圳、珠海的强烈激情。
24日，邓小平回京后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说："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资金可以自由出入，外商就会来投资。我看这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
3月5日，国务院特区办的同志专程到厦门传达了这一讲话。3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采纳邓小平的建议，提出将厦门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并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会议还决定开放上海、天津、大连、秦皇岛、青岛、烟台、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沿海港口工业城市，形成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沿海黄金地带。
1985年2月，中央又正式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随后又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这是继兴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之后的又一个重大决策。它把城市与广大农业区作为一个整体实行对外开放，使中国对外开放由点到线、再到片，从南到北形成一个开放前沿地带沿海经济开放区。
1984年邓小平的特区之行，给海南的开放带来了希望。当总设计师登上厦门鼓浪屿眺望一水之隔的台湾岛时，他的思绪飞出了很远很远。作为我国的第一大岛，台湾在60年代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是有目共睹的，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作为我国的第二大岛海南与台湾在地理条件、自然资源方面有着相似之处，但其发展相去甚远。追根溯源，关键是采用怎样的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特区的变化就证明这一点。
如果对海南岛实行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甚至比特区还"特"，50年、100年之后，那将会产生怎样的变化？邓小平对此充满信心。回京后，他明确提出：开发海南岛。他说：“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1985年4月，英国首相希思访华时提出准备去海南岛参观。这是希思上次访华时邓小平提出的建议，邓小平说："海南岛是个宝岛，现在还未开发，请你先去看看。”
在建立了4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后，邓小平把开放的焦点对准了海南岛。开发海南岛，建立海南经济特区成为他反复考虑的一个中心问题，这是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步骤。3年后，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作出设立海南的决定，同时正式确立在海南省办经济特区。于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1987年6月12日，在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内，典雅的吊灯泻下柔和的光，摄影灯频频闪烁的光，充盈着会见厅。南斯拉夫贵宾科罗舍茨紧紧地握着邓小平的手。双方都为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交流两国的建设经验感到高兴。
邓小平向客人详细地描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谈到开放政策时，他说："我们首先搞了深圳经济特区。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当时我们党内还有人采取了怀疑的态度，香港舆论界不管是反对我们的还是赞成我们的，也都有人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们是正确的。深圳搞了七八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邓小平打了个手势，提高了声音："现在我可以放心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这铿锵有力的声音，如隆隆的雷声滚过神州大地，传向世界。
□"为什么退下来？因为中国现在很稳定。退就要的真退，百分之百地退下来。"这是邓小平的"战略安排"。临别时，江泽民与邓小平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1989年，北京城在风风雨雨中度过。11月9日清晨，当长安街旁电报大楼报时钟声沉稳有序地响过之后，沉寂一夜的京城醒过来了。这时，在景山公园附近的一个住所里，有一位老人按时起了床，同往常一样准时吃过早饭，然后坐下来看书报，阅文件。
女儿领着小孩走进来，老人问："还下雨吗？"显然，他起床后已看到窗外飘飘洒洒的细雨，湿润了深秋大地。女儿答道："开始下雪了。”老人听罢，立刻站起身来，把窗子用力推开，可能感到兴致未尽，索性打开大门走到室外。
室外寒冷，空气湿润，点点雪花伴随着星星细雨飘然而落。老人望着这雨夹雪，感受着寒风的吹拂，语音中带着感慨："这场雨雪下得不算小呀，北京正需要下雪啊！”
这位老人就是邓小平！他忘却了寒冷，禁不住信步走到庭院，融进了飘飘扬扬的风雪之中，久久不愿离去。
这一天，他要了结一个夙愿--退休。
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这是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之后，提出的一个重要主张。早在1977年，他在重新恢复领导职务之时，就提出了干几年便退下来的要求。
1975年2月，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总理给毛泽东呈上一份请示报告。报告建议：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表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一年，邓小平71岁。
这一举措像一把尖刀插在了急于抢班夺权的"四人帮"心上。急红了眼的王洪文跑到上海肆无忌惮地叫喊："10年后再看。"这一年，王洪文刚满40岁。
王洪文的话传到中南海。在71岁与40岁的比较中，邓小平显得格外清醒。他找到李先念等老同志交换对王洪文这句话的看法，说："10年之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从年龄上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啊！”几个老革命家从王洪文的话中觉察到党和国家面临一场潜在的危机，那就是：老一辈革命家大都年事已高，一旦撒手人寰，谁来接班？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让“四人帮”或“四人帮”派系的人执掌党和国家的大权，那么对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将是一次灾难。
从此，接班人的问题伴随着王洪文的那句话就一直深深地刻在邓小平的脑海之中，一刻也没有忘记过。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伴随着拨乱反正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展开，建国以来因历次运动遭受迫害的干部纷纷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由于从反右运动到“文革”结束持续了20年，原来的年轻人早已进入中年，中年人也变成了老年人。面对着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繁重任务，一方面，干部队伍严重老化，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因无位子，年轻干部又上不来。如果让刚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一下子退下来，老干部本人思想上不大容易接受，而且在客观上也会出现一个干部断档的问题——老干部是国家政权的主心骨，一时少不了他们，处理太急了行不通。因此，需要采取一个过渡的办法，来解决这个日益突出的矛盾。
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顺利完成新老干部交替是从组织上保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措施，新老交替的关键是要解决老同志占着位子的问题。由于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在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普遍地、长期地存在着一种只能上不能下，只能进不能出，只能升不能降，只能留不能去，只能干不能退的倾向，要从庙里请出老菩萨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