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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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席语重心长的话语，使上海市的负责同志都感到心里特别敞亮……
邓小平在上海期间与离开上海后不久，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以社论的形式非正式地传达了邓小平的思想观点。这年2月15日，《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了题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的文章。文章的署名是“皇甫平”，据说是寓“黄浦江评论”之意。这篇文章结合上海浦东新区的开放、全国的改革开放形势，对邓小平上海谈话的精神加以阐释和发挥。文章说：“从辛未羊年开始，今后的10年，是中国历史的关键10年，也是振兴上海的关键10年。10年看头年，辛未羊年，对于上海来说，应该是一个‘改革年’。”
这篇文章选择的发表时机煞费苦心，单凭选在2月15日，也就是在农历辛未年的大年初一来发表，也说明了文章组织者的良苦用心。文章积极“鼓吹”、倡导改革开放，将邓小平上海讲话的主要精神——强调改革创新的精神贯穿其中。
3月2日，皇甫平的第二篇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了。文章主要论述邓小平关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不属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它们只是一种方法和手段的思想观点。
20天后，即3月22日，《解放日报》再次发表文章，批评“新的思想僵滞”，提倡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的探索精神，题目是《扩大开放的意识更强些》。
4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皇甫平的第四篇文章，题目是《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皇甫平的四篇文章，虽然是结合上海实践发论，但由于文章“鼓吹”市场经济、反对思想僵滞，并且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而且，四篇文章将思想解放与选人用人联系起来，遂引发了全国性的更大层面上的关于“姓社姓资”的大论争。
当时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周瑞金，主持报社的社务党务和评论、理论、经济宣传，也是皇甫平文章的主要策划者和主要作者之一。日后，周瑞金回忆说：“凭自己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政治敏感，我觉得邓小平同志的两次谈话有针对性，他是有意识地就全国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问题作一番新的鼓动的。……这不仅对上海工作，而且对全国都有深刻的指导意义。……《解放日报》这四篇署名评论当时称为‘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不少人来信来电询问文章作者‘皇甫平’是谁，并说读了文章很受启发有能助于解放思想，打开思路。……与此同时，国内一些人利用座谈会和少数报刊对‘皇甫平’文章进行责难和批判。他们虚设论敌，无限上纲地指责什么‘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等等。
周瑞金回忆说：“我们在撰写文章时，是有一定冒风险思想准备的。但我绝对没有预料到，几篇署名评论会招致如此火力凶猛的‘大批判’，拿大帽子吓人到如此程度！我们本想批驳，但上海市委领导出于维护大局，指示我们淡化处理，不搞争论。这样，我们便顾全大局，不予置理，相信大多数干部群众会明辨是非，服膺真理。”
其实，《解放日报》并没有停止论争，对于论争采取了策略化的处理，将“皇甫平”改为“吉放文”，继续发表文章。此后，陆续发表的文章有《论干部的精神状态》、《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改革要有胆识》等。
□车轮滚滚。专列上的主人公，是共和国一位并不普通的普通公民。车至武昌，他有话要讲，言简意赅。车到长沙，那严肃的眼光隐含着一丝微笑。车抵深圳，老人毫无倦意："想到处去看看。"
1992年1月17日，农历腊月十三。一列火车从北京开出，向着南方奔驰而去。这是一趟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除了中枢机关和随行人员之外，谁也不知道此趟专列载的是什么人物；包括中枢机关和随行人员在内，谁也不曾料到这趟专列的南方之行将会载入史册。
专列上的主人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普通公民、一位并不普通的普通公民--邓小平。熟悉邓小平的人都知道，他向来重视天伦之乐，喜欢和家人在一起。这次南下，正值寒假，他把全家都带上了。
虽已是耄耋之年，但邓小平精神矍铄，身体健康。选择新年伊始出京，无疑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刚刚过去的一年，国际上矛盾错综复杂，风云变幻莫测；与动荡的世界相比，中国的稳定则为海内外所称道。刚刚开始的1992年，将是不平凡的一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将要召开，它将是继往开来的一次重要的大会。
此刻，他坐在南行列车上，回顾1991，展望1992，纵观世界形势，思考中国未来，运筹着大计方略......
车轮滚滚。专列穿过华北平原，越过中原大地，过黄河，跨长江，于1月18日到达武昌。
邓小平此次南行，目的地是广东。因此，出发前没有向沿途各省打招呼，也不想惊动地方负责人出来迎送。这一天，停车武昌，是因为有话要讲。电话打到湖北省委，把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请到车站。
专列在武昌停留了短短20分钟。邓小平在站台上一边散步，一边向关广富、郭树言作了言简意赅的重要谈话。邓小平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练。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起草，要求不得超过5000字，我完成了任务。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这席话决非无缘无故讲的，而是有感而发，有的放矢。近来形式主义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会议多、文件多，简直成了灾。这个奠基，那个落成；这个开业，那个开幕；这里通车，那里通航……剪彩、揭幕、庆典，一个比一个盛大；酒会、宴会、招待会，一个比一个排场。名目繁多的检查评比令人应接不暇，这个大检查，那个大检查，不吃不喝过不了关；这项那项评比，不送不请别想得奖。诸如此类，举不胜举。邓小平向来对形式主义深恶痛绝，尤其反对会议多、文件多。
邓小平的武昌谈话迅速传到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月21日起草并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递了《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江泽民、李鹏当即批示同意。
当列车南下行驶到湖南长沙站时，已是18日下午4时。列车停留10分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等上车迎接。邓小平目光炯炯，神采奕奕，与熊清泉等一一握手。熊清泉邀请邓小平下车散步，观光车站。邓小平高兴地答应，随即健步下车。
长沙车站站台宽阔、漂亮，在20世纪70年代仅次于北京车站。熊清泉介绍说，这是1975年整顿期间设计，十一届三中全会时竣工通车的。"这事，我知道。那年，万里当铁道部长。”邓小平举目观望站台、轨道，神态很是欢快。
在漫步中，熊清泉简要地汇报了湖南的工作。熊清泉见邓小平兴致很高，重视情况汇报，又把湖南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目标作了简略介绍。邓小平高兴地说：“构想很好。实事求是，从湖南实际出发，就好嘛！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
针对湖南前几年改革开放晚、步子慢的情况，邓小平严肃地指出："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经济发展要快一点，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那严肃的眼光隐含着一丝微笑。
时间很快过去，就要开车了。熊清泉恳请邓小平返回时在长沙住一段时间。邓小平微笑道："不麻烦了。"迎送他的同志们祝愿他健康长寿，他欢快地回答：“大家都长寿。”又高兴地向大家招手：“来，一起照个相。”摄影师举起照相机，一个个温馨的笑脸拍下来了。这笑脸给湖南人民留下了希望与力量。
一月的鹏城，花木葱茏，春风荡漾。1月19日上午9时，专列到达深圳火车站。一节车厢门打开，车站服务人员敏捷地把一块铺着红色地毯的长条木板放在车厢门口。不一会儿，穿着深灰色夹克、黑色西裤的邓小平出现了！人们的目光和闪光灯束都一齐投向这位领一代风骚的伟人身上。
他，身体十分健康，炯炯的眼神，慈祥的笑脸，身着深灰色的夹克、黑色西裤，神采奕奕地步出车门。他的足迹，在时隔八年之后，又一次踏在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这块热土上。
下车后，邓小平满面笑容地同前来迎接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一一握手。谢非向前一步，搀扶着邓小平，发自肺腑地说：“我们非常想念您！”李灏动情地说：“我们全市人民欢迎您的光临。”郑良玉说：“深圳人民盼望着您来，已经盼了8年了！”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大声地对老父亲说：“人民欢迎，广东和深圳的领导欢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