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经书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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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们在上章中所指出的相似，威尔伯在研究中国西汉奴隶制时发现：
根据公认的西汉社会的分化，当时平民占绝大多数。在他们之上的是，10万多一点的官吏和从未超过几百人或者包括他们家族在内也不超过几千人的真正贵族。〔17〕最后，在平民之下，还有两大群体：罪犯和奴隶〔18〕（即官奴和私奴，他们占总人口的1％〔19〕左右）。〔20〕
官吏和世袭贵族形成统治集团，可那些贵族很快就没落了。据吴景超统计的一组数据计算，所有的贵族平均只有2.31代；受封的第一代到死的时候，有41％已经失去所有的封号，到第二代死时则有62％，如果贵族有孙子，那么在他的孙子死后，79％已不再是贵族。〔21〕因此，威尔伯经研究指出：
根据公认的汉朝社会成分所描述的中国社会，可能造成一种社会分层十分固定的印象，可事实恰恰相反，不仅广大平民阶级包括总人口的大多数，而且社会地位的流动性和不存在种姓制度，乃是那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有的人和他们整个家族流星般地从社会最底层一跃而至顶层，另一些人则骤然跌至社会底层。〔22〕
谁跌落下来了呢？最远皇胄、功臣后裔和外戚中非儒生的分子。〔23〕谁崛起了呢？儒生。所以皮锡瑞说：
武帝始以公孙弘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元帝尤好儒生，韦、匡、贡、薛，并致辅相。自后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24〕
宣帝时期，《大夏侯书》一派的领袖夏侯胜曾教诲弟子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拾地芥耳。”〔25〕
由于元帝时的韦贤父子功成名就，邹、鲁间流传着这样一个谚语：“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26〕这是对他们父子的真实写照，韦贤和他的一个儿子都因熟谙《鲁诗》而位至丞相。而且，汉代自公孙弘起形成一种传统，凡位至丞相者都必定封爵食邑。这样，最显赫的儒生便与皇族贵胄一样，成为最大的地主。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当时的官僚制度。
政府中大多数职位都要求掌握大量的书面知识，更高一些的文职还要求擅长引经据典。学习文字和研读古书需要闲暇和生活保障，土地所有者具有这种可能性。〔27〕
威尔伯的这种推论，暗示着西汉王朝大部分的政府职位可能都由拥有土地的儒生所占据。中国学人的发现证实了这一点。这位学人认为，西汉的知识分子阶层的绝大多数来自地主阶级。〔28〕而我们在上文中已指出，自武帝以来，西汉知识分子阶层由儒生所垄断。另一有趣事实是，据班固记载，尽管还有其他原因，但元帝诏令天下通一经者免除赋税之后仅3年，国库即入不敷出，迫使这位皇帝不得不终止这项慷慨措施，并进行其他财政改革。〔29〕
所有这些证据，使我们有把握地断言：儒生阶层中的绝大多数来自地主阶级，其中10余万人是官僚，他们同拥有土地的布衣儒生相互勾结，共同构成社会中一股强大的剥削势力。
缙绅地主和地方官吏自然地沆瀣一气，官吏中的一部分即来自缙绅地主，而他们到达治所后，又会发现那里的地主是他们的同类。汉朝社会结构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分界线，不是在自由民和奴隶或贵族与平民之间，而是在一方为地主、官吏，另一方为小农、佃户和劳工之间。〔30〕
这些地主收走农民收成的一半作为地租，却只向朝廷缴纳其中的1/15。〔31〕一旦成为官吏或正式的候补官吏，则不仅可免除一切赋税、徭役和兵役，还可以获得可观的俸禄和丰厚的馈赠，至于非法收入还不在其中。〔32〕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到了元帝之后，如我们在上一节所指出，儒生阶层日益庞大，他们之间的竞争使他们剥削加剧到如此程度，以致农民亦即平民食不果腹，并起而造反。“成帝时，饥民和贫困的农民四处揭竿而起。”〔33〕统治阶级由于在现行的社会秩序中享有既得利益，自然希望汉室统治千秋万代。所以，儒生们除试图阻止政府被迫实施的一些改革之外〔34〕，还企图演绎出一种思想体系，进一步为汉王朝统治地位辩护，其结果就出现了“纬书”。儒生在书中为神化孔子而编造出一系列新神话。〔35〕他们说什么孔子承天命而作《春秋》，阐明“天道”原理，预言汉室将兴。这样，汉朝的统治就成为不可动摇的了。不过，意识形态终究不能填饱饥民的肚子，也无法阻止他们的反抗。在这种形势下，王莽和刘歆的乌托邦理论便应运而生。这两个野心勃勃的儒生看到汉室气数已尽，便企图进行一场比较彻底的改制：以打击大部分拥有奴婢的地主统治集团为代价，以增加他们自身的利益，并缓解贫困农民的不幸。但是，他们又非常清楚当时儒学的力量太强大，难以与之对抗，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以支持儒生阶层作为烟幕，将经书内容做一番修改，为他们改制的合理化进行论证。于是，那位权倾当朝，蓄意篡位的外戚王莽，便勤于习《礼》，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十足的儒者，在儒生中博得盛誉，从而成为平帝时的摄政。在他的庇护下，出身宗室的博学儒生，一心想成为知识阶层领袖的刘歆，炮制出一些新的五经学派，为王莽的篡位和改制提供理论基础，他们的这些企图如下。
由于秦始皇焚烧了几乎所有六经原本，西汉时各派五经经文都是由汉儒用当时流行文字即今文书写的。如我们前面所说，这种情况造成诸多争论。而今，由于王莽想改制，刘歆需要新经，刘歆就利用领校秘府藏书可以读到其他儒生没有机会读到的很多珍本之便，用战国后期至秦朝之间的古文秘密地写了一部名为《周礼》的新《礼记》〔36〕，以支持王莽新的社会政策。由于孔子主张恢复周初制度，而周公是建立周朝和周制的股肱之臣，刘歆便把这部伪经假托为周公所作，以便使孔子在六经方面享有绝对权威可以受到挑战。为使其他经书与《周礼》吻合，他将秘府藏书中现存的一些儒学著作或合而为一或化整为零，编辑成《逸礼》、《逸书》和《左氏春秋》；另外又将现行经书的文字、句段进行一番改动和调整，用古文写成《费易》、《毛诗》、《古文论语》和《古文孝经》。他散布谣言，说这些古文经书是汉武帝时在孔子故宅的墙壁中发现的，真正是经书的原本。〔37〕由于企图将这些伪经立于学官，他遭到那些在今文经学中享有声望和既得利益的儒生阶层的反对，从而引发了今古文经学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