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经学的最后胜利
《中国的儒学统治》章节:古文经学的最后胜利,去读读网友提供全文无弹窗免费在线阅读。!
虽然贾逵的弟子和追随者都被拜为千乘王国郎，但古文经学者却未能立于朝廷。这些经书的使用价值仍然太小，不足以使其繁盛。这种情况，因下述一些原因得以改观。
从武帝时起，不事生产又长期无业的儒生们，将谋求一官半职作为他们的主要奋斗目标。他们试图夸大经学的用处和权威，以便诱使皇帝起用他们。他们渐渐得势后，不仅臣子们的奏书，而且皇帝们的诏书都必须援引经文，以便使自己言论有强有力的根据。甚至帝国的外交政策以及技术、刑罚和行政事务，也都根据五经的原理拟订和解决。〔55〕
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迫不及待地、意在使经书学以致用的儒生们，变得如此的“官欲熏心”，为立身于仕宦之林，甚至可以背弃儒学的主旨——忠君。只要能猎取权势，他们不惜甘当叛臣。王莽摄政并策划他的篡位阴谋时，借助慷慨的施惠和严酷的刑罚，笼络和控制了一大批未入仕的儒生。为了考验儒生阶层是否拥戴自己，他假装谦逊地拒绝了皇帝因其功劳赐给他的新野封地。结果，他发现有487572名儒生交口称赞，并请求他接受封地。〔56〕即使是身为汉朝宗室的刘歆，为了成为知识阶层的领袖，也真心诚意地支持他。这就说明，儒生阶层为了获取既得利益，也是可以不惜危及皇室利益的。所以，光武帝摧毁王莽的新朝登基后，就着手对儒生阶层的极端功利主义进行清算。他采取了两项措施：其一是改革儒生入仕的机制；其二是提高博学的布衣儒生的社会地位。
前面说过，西汉选拔政府候补官吏的重点，放在博士科和博士弟子员的策试上。然而，通过策试的人，却并不见得有德行。于是光武帝将选拔的重点转向“德行”。只有那些以忠、孝、悌等德行而闻名的人，才可能由官府层层举荐至朝廷。根据范晔《后汉书》中可资利用的数据，123名久负盛名的儒生通过这种渠道被纳入仕途，其中有15位被举“贤良”，108位被举“孝廉”。有16名被举“贤良”拒绝举荐，只有6人参加了策试。
在这种机制下，儒生们着急也无济于事。他必须先立身于社会〔57〕，才可能得到举荐的机会。不过，也许是光武帝很清楚仅仅给布衣儒生以希望，还不足以让他们安分守己，所以尽力使他们的学术生涯变得更舒适、更有吸引力，从而使他们乐于留在仕途之外。非常可能的是，光武帝曾将他的这种意图向儒生阶层表明，所以当他征召一批博学的儒生时，其中不少拒绝前往，或应召前往也不愿为官，以显示他们的谦逊和崇高。于是，他乐意地接受了这种拒绝，并且尽可能地礼遇这批儒生。〔58〕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
严光……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乃备安车玄，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舍于北军，给床褥，太官朝夕进膳。司徒侯霸与光素旧，遣使奉书……光不答，乃投札与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霸得书，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态也。”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59〕，不可相助为理耶？”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曰：“……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于是升舆叹息而去。复引光入，论道旧故，相对累日。帝从容问光曰：“朕何如昔时？”对曰：“陛下差增于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建武［25—56］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帝伤惜之，诏下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60〕
既然朝廷礼遇布衣儒生，社会上当然也会尊重他们。有时他们还因抗拒官府保护老百姓而备受推崇。在很多情形下，他们在自己居住的地区或整个社会享有如此崇高的声誉，以致当他们卷入与官府的纷争时，其仰慕者和追随者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支持和捍卫他们。也就是在光武帝时，《春秋》学者逢萌：
及光武即位，乃之琅琊劳山。养志修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闻其高，遣使奉谒致礼，萌不答。太守怀愤而使捕之。吏叩头曰：“子庆〔61〕大贤，天下共闻，所在之处，人敬如父，往必不获，秪自毁辱。”太守怒，收之系狱，更发它吏。行至劳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御，吏被伤流血，奔而还。〔62〕
全社会礼遇布衣儒生，从这件事可略见一斑。这些布衣儒生还是富贵的士族千金的如意郎君〔63〕，群起效仿的社会风气的开创者〔64〕，连打家劫舍的盗匪也不敢侵犯他们，有时对他们还加以保护。〔65〕
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东汉之初儒生阶层的既得利益又有所增长。总的来说，西汉时期，经学知识还不能直接地兑换成巨大的权力、声望、财富和荣耀。儒生们必须在进入仕途之后才能最大限度地享有本阶层的既得利益。而现在，即使没有机会谋得一官半职，单单作为一个博学的儒生，本身就意味着威望、美誉和舒适的生活。于是，研读经书自然也就更具有很高的实际价值。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由于统治者的庇护，东汉时期的古文经学越来越兴盛起来。布衣儒生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学术活动，因此，东汉大多数硕儒如杜子春、郑兴、陈元、贾逵、马融和郑玄都是古文经学家，就不是偶然的。东汉末年，古文经学战胜今文经学主要应归功于郑玄。皮锡瑞说：
［郑］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66〕、《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京氏易》、《公羊春秋》为今文，《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书》为古文。
郑君博学多师，今古文道通为一，见当时两家相攻击，意欲参合其学，自成一家之言，虽以古学为宗，亦兼受今学以附益其义。学者苦其时家法繁杂，见郑君闳通博大，无所不包，众论翕然归之，不复舍此趋彼。
于是郑《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郑《书注》行而欧阳、大小夏侯《书》不行矣；郑《诗笺》行而鲁、齐、韩之《诗》不行矣；郑《礼注》行而大小戴之《礼》不行矣；郑《论语注》行而齐、鲁《论语》不行矣。……故经学至郑君一变。〔67〕
以上所有对汉代儒学发展的论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只要统治阶级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同一社会结构中享有既得利益，那么他们就不会允许任何变迁，除非这种变迁旨在为他们的既得利益作这样或那样的合理性论证。由于汉朝统治阶级只由统治家族即皇室与儒生阶层组成，而他们两者都在儒学中享有既得利益，因此经学被一次又一次地加以鼓励和保护。儒生阶层内部成员之间争取声名和利益的竞争，可能会引起经文的变动，如师传和家法，但都必须通过为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作注解的方式来进行。这种注解引发了王莽和刘歆的蓄意窜改，但由于这些窜改危及旧的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王莽的新朝只维系了14年就土崩瓦解了。东汉时候，加强统治家族力量的努力以及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的扩展至布衣儒生，迎来了古文经学的最终胜利，但儒学依然统治着中国。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论述一种真正的变革。
【注释】
〔1〕威廉·格拉姆·萨姆纳：《民俗论》，第1章，45～47页，纽约、波士顿等城，吉恩公司，1946。
〔2〕明堂是儒学非常重要的制度标志。“明政教之堂也。古祀上帝、祭先祖、朝诸侯、养老尊贤，凡关于大典礼者，皆于此行之。”见《辞源》（1935年版）上册，12页，辰集。
〔3〕司马迁：《史记》，卷121，872～875页。这里的记载未提及习《乐》的学者，因为这一经典对于驯化人民的作用较间接，所以统治者未鼓励研习它。
〔4〕班固：《前汉书》，卷88，333页。
〔5〕陈东原：《中国教育史》，第5章，68～6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6〕欧阳、后、杨、公羊和韩分别是这些学派中五位创始人的姓氏，而鲁和齐是学派所源起的地名。
〔7〕夏侯、戴、施、孟、梁丘、严、京、颜都是这些新学派创始人的姓氏。除《诗》以外，《易》、《礼》、《书》和《春秋》的不同学派同出一门。这些新学派的出现，是儒生们为了支配地位、权势和声名而彻底推翻先师的斗争的结果。例如：小夏侯是大夏侯的从子和门徒；二人俱从欧阳弟子张生习《书》。《欧阳书》立于学官后，大夏侯试图与之区别。后来，《大夏侯书》也立于学官了，小夏侯认为叔父的学说疏略难应敌，所以他发挥了从叔父那里的所学；而大夏侯则认为小夏侯破碎大道。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第3章，64～6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8〕例如，田王孙是当时《杨易》博士，他有三个出色的弟子：孟喜、施仇和梁丘贺。孟常常炫耀自己独自从老师那里接受了阴阳的理论，梁丘贺证明这是不真实的。孟结果未被任命为博士。后来，《易》孟氏派立于学官，引发了他的弟子和京房之间的争论。京是从受业于孟喜的焦延寿学《易》的。孟死以后，京房称他的《易》就是孟的《易》，翟牧和白光对此表示怀疑。皮锡瑞：《经学历史》，第3章，65～67页。
〔9〕参见皮锡瑞：《经学历史》，第3章，64页。
〔10〕这是吸收遍布中国的私学中的儒生进入官吏或统治集团的一种机制。在汉朝并未普及，但它是中国科举制的雏形。
〔11〕班固：《前汉书》，卷88，336页。
〔12〕大约在西汉末年，经学演变成为对经书逐句逐句、逐段逐段甚至逐字逐字的注疏。这种学问称为“章句之学”，或简称“章句”。由于不同的经学家对经书有不同的注疏，所以家法各派有着自己的“章句”。东汉初年，由于家法被朝廷正式立于学官，“章句之学”也随之兴盛起来。
〔13〕博士策试是皇帝亲自主持的博士资格考试，地方政府推荐的人都可以参加。甲、乙策试则是专为博士弟子员设置的，通过这些考试的弟子即可成为官吏。
〔14〕范晔：《后汉书》（译者注：原书据上海同文书局1885年版，现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1986年版，下同），卷74，175页。
〔15〕皮锡瑞：《经学历史》，第4章，130页。
〔16〕参见上书，127页。
〔17〕威尔伯所谓的真正贵族就是世袭贵族。C. M. 威尔伯：《西汉时期的中国奴隶制度》，见《人类学丛书》，第34卷，第1编，第1章，37页，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1943。
〔18〕西汉时期，所有的囚犯都是奴隶，为官府做苦役。所以，他们是真正的官奴。吴景超：《前汉阶级制度》，载《清华学报》，587～598页，1935年7月号。
〔19〕公元2年的人口普查得到的总人口数是594978。班固：《前汉书》，卷28（中）。
〔20〕威尔伯：《西汉时期的中国奴隶制度》，40～41页。
〔21〕参见吴景超：《前汉阶级制度》，载《清华学报》，612～613页，1935年7月号。
〔22〕威尔伯：《西汉时期的中国奴隶制度》，第1编，第1章，41页。
〔23〕西汉贵族有三个来源：皇室的血亲成员，骁勇的武士和大臣，外戚或皇帝的宠臣。参见上书，37页。
〔24〕皮锡瑞：《经学历史》，第4章，91页。
〔25〕班固：《前汉书》，卷75，292页。西汉三公中的丞相、太尉金印紫绶，御史大夫银印青绶。因此这里“青紫”意指高官。
〔26〕同上书，卷73，287页。
〔27〕威尔伯：《西汉时期的中国奴隶制度》，第1编，第1章，35～36页。
〔28〕参见陶希圣：《前汉经济史》，第3章，64页。
〔29〕参见本章注〔4〕引文。
〔30〕威尔伯：《西汉时期的中国奴隶制度》，第1编，第1章，35页。
〔31〕参见陶希圣：《前汉经济史》，第2章，29页。
〔32〕参见威尔伯：《西汉时期的中国奴隶制度》，第1编，第1章，25～27页；班固：《前汉书》，卷72；吴景超：《前汉阶级制度》，载《清华学报》，614～616页，1935年7月号。
〔33〕陶希圣：《前汉经济史》，第3章，72页。
〔34〕元帝2年（公元前47年），常平仓和盐铁官在儒生（现在他们大都来自富有人家）的反对下被取消了。陶希圣：《前汉经济史》，第3章，70页。
〔35〕本书第2章注〔25〕中我们说过，儒学在战国后期融合了阴阳学；根据五德终始学说，朝代的兴衰是与五行相联系的。这种联系又被“其能脱阴阳五行臭味者十无二三”的汉儒所继承。（梁启超：《阴阳五行之来历》，见顾颉刚编：《古史辨》，第5册，下编，358～362页。）其结果就是整个自然界都与人的世界普遍联系着，一切自然现象，尤其是气象和天象的变化，都被认为是人间将发生事变的征兆。持这种观点的儒生从中获得许多好处。例如，他们说天灾是上天对皇帝的警告，因此皇帝应该寻找贤德之人辅佐匡正自己。在这个理论下，西汉时期大规模地吸收儒生进入政府就有15次。写“纬书”以补充经书是他们为维护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所进行的系统的、也是最后的努力。它出现在哀帝和平帝时期。陶希圣：《中国社会史》，第1章，133～142页。
〔36〕在儒生眼里，《礼》是最重要的、最致用的经学典籍。
〔37〕详见钱玄同：《再论今古经文问题》，见顾颉刚编：《古史辨》，第5册，上编，22～101页；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这里的左氏、费、毛都是刘歆假托的伪经的作者姓氏。“古文”即古代的文字，指上述的战国后期至秦代之间的一种文字。
〔38〕〔39〕班固：《前汉书》，卷36，187页。
〔40〕顾颉刚编：《古史辨》，第5册，“自序”，18～20页。
〔41〕参见班固：《前汉书》，卷99（上），337页。
〔42〕详见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见《古史辨》，第5册，下编，509～538页。
〔43〕顾颉刚编：《古史辨》，第5册，“自序”，13页。
〔44〕陶希圣：《中国社会史》，第1章，161页。
〔45〕参见上书，162～163页。
〔46〕范晔：《后汉书》，卷66，152页。
〔47〕尽管《京氏易》是今文经，但范升怕的是古文经学者也将纷纷效仿。
〔48〕范晔：《后汉书》，卷66，152页。
〔49〕这是刘歆的谣言。
〔50〕〔51〕范晔：《后汉书》，卷66，152页。
〔52〕战国后期的学者们所编造的一个远古圣王，后为西汉后期的儒生、尤其是刘歆及其追随者所用。他们在古文经及其他著作中编造了许多故事论证尧承火德，而舜承土德，汉朝统治者是尧的后裔，而王莽则是舜的后裔。既然火生土这一自然现实（这里他们改变了汉初儒生的五行学说）使得舜承尧位，那么理所当然王莽也就应继承汉位。东汉时期，古文经生想用这些神话去为统治家族的既得利益辩护，以获取皇帝的支持，所以他们只是强调刘氏是尧的后裔，因此根据五德终始说的原理，他们是秉承天命统治中国。详见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顾颉刚编：《古史辨》，第5册，下编，404～617页。
〔53〕范晔：《后汉书》，卷6，152～153页。
〔54〕同上书，153页。
〔55〕参见陈东原：《中国教育史》，第4章，40～42页。参见皮锡瑞：《经学历史》，第4章，94页。
〔56〕参见班固：《前汉书》，卷99（上）。
〔57〕立身最重要的德行是孝，因为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居住在乡村里的人，由他们的父母监督其行为最方便。《孝经》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夫孝始于事亲”（《孝经·开宗明义》）。于是，以事父母而闻名的人被推荐以事君。又曰：“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孝经·士》）。否则，惩罚和耻辱就会降临到整个家庭包括父母身上。这样，忠孝就合而为一了，所有父母都成了统治家族的代言人。这就是为什么东汉皇帝鼓励研习《孝经》，并且试图以孝治国的原因。
〔58〕详见范晔：《后汉书》，卷111，卷113。
〔59〕严光的字，在正式的时候的敬称。
〔60〕范晔：《后汉书》，卷113，283页。
〔61〕逢萌的字，参见注〔59〕。
〔62〕〔63〕范晔：《后汉书》，卷113，283页。
〔64〕参见上书，卷98，237页。
〔65〕参见上书，卷83，196页。
〔66〕《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合而为《礼记》。
〔67〕皮锡瑞：《经学历史》，第5章，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