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门阀士族的兴起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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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汉代以后的魏（220—265）、晋（265—420）、南朝（420—589）和北朝（386—581），是中国历史上最动乱时期之一。朝代迭兴，战乱连年。晋朝统一中国后不久，一些北方游牧部落迁居中国北部，后来各自建立了王朝，其中最强大、最持久的，史家称之为北朝。为了逃避他们，晋朝皇室和一批北方有势力士族南渡建立了南朝。世局变幻，人事沧桑，中国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中的知识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经学研究还在持续。在统治者还能做到的时候，也偶尔加以鼓励。但儒学的统治如同统治家族一样孱弱，近乎有名无实，随朝代的盛衰而废兴。一般而言，中国、尤其是南朝时期的知识生活相继由道家、佛家和纯文学所支配。在北朝，由于统治家族较强大，儒学的统治也较强，不过从未彻底摆脱道、佛和纯文学的威胁。〔1〕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究其缘由，不过是儒生阶层自东汉以来在儒学之外逐步开发了新的既得利益。这导致了门阀之士阶层的兴起。除此之外，对于那个时代因过度儒学化而僵死的社会生活的反动，也有助于这一变迁。
儒生阶层的第一个正式组织
在前几章我们已经指出，汉武帝之前，儒生只是习六经、着儒服、戴儒冠、从事于同样活动——授徒和求仕的一群人。武帝后，他们逐渐垄断了官场并得到贵族集团的认同。作为政府官员的候补人选，他们有别于平民，朝廷免除了他们的赋税、劳役和兵役。东汉时期，由于光武帝及其后继者的努力，仕宦儒生的种种特权，尤其是社会声望，拓展至布衣儒生。
除了这些共同的利益和相似性之外，从一开始，儒生就形成了以他们的老师为中心的紧密团体。不过，直至东汉末年，他们并没有正式组织。王莽和刘歆试行的改制，虽然将今文经学儒生团结起来为共同利益而斗争，但他们仍未形成强有力的组织。东汉初年今古文经书之争，也没能使两方儒生集团形成正式组织。只是到东汉末年，由于宦官集团的崛起，整个儒生阶层的既得利益受到威胁，儒生阶层的正式组织才应运而生。现在让我们简略追溯一下它的发展轨迹。
自从光武帝强调将“德行”作为吸收儒生进入仕途和表彰博学的布衣儒生的标准，在儒生的生涯中，声誉愈来愈重要。因为一个儒生只有德行昭彰，博学声闻，才得以被举荐至朝廷，或获得朝廷表彰。声誉来自舆论。可又是些什么人形成当时的舆论呢？自然不是目不识丁的老百姓，而是儒生。而且，一位儒生愈有声望，他的意见愈是举足轻重。这就是东汉时期名儒大师弟子如云的原因。这些名儒除一些真正的弟子外，还拥有相当大批为获取其师生集团认同而寄其门下的名义上的学生，称为“门生”。例如，河内太守牟长以治《欧阳书》而闻名，从其“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2〕另一方面，一个人弟子越多，声誉也就越高。牟长的儿子牟纡“又以隐居教授门生千人，肃宗闻而征之，欲以为博士。”〔3〕除了获得声望，一个人还能从拥有许多弟子获得其他利益。例如《欧阳书》的创立者的后裔，光武帝时的汝南太守欧阳歙：
在郡教授数百人，视事九岁，征为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余万，发觉下狱。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礼震，年十七，闻狱当断，驰之京师，行到河内获嘉县，自系上书，求代歙死。曰：“伏见臣师大司徒欧阳歙，学为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当伏重辜。歙门单子幼，未能传学，身死之后，永为废绝，上令陛下获杀贤之讥，下使学者丧师资之益，乞杀身以代歙命。”书奏，而歙已死狱中。歙掾陈元上书追讼之，言甚切至。帝乃赐棺木，赠印绶，赙缣三千匹。〔4〕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相濡以沫的关系加强了师生之间的紧密联系；而一些硕儒领导下的各个集团间的明争暗斗，乃促成了儒生阶层较正式组织的萌芽。
初，桓帝［147—168］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5〕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6〕
当此之时，由于过度中央集权制，儒家在官场中大权落入外戚宦官手中。这一进程，大约始于章帝统治时期，桓、灵帝（168—189）时期达到极点。一般而言，桓帝统治前期，朝廷由外戚梁冀把持，中期至灵帝末年，宦官控制了朝政。〔7〕这些，自然极大地威胁到自西汉武帝以来垄断着官僚政治的儒生阶层的既得利益。于是，它们的阶层意识苏醒了。据范晔记载：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8〕
反对宦官的斗争，促成了由太学生和官场儒生发起的第一个儒生阶层较正式组织的形成。正如士人批评宦官擅权一样，宦官们反过来指责儒生结党营私，损害统治家族的利益。
因此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9〕
这就给了宦官以可乘之机。
时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
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颇谇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书诬告〔10〕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膺等。其辞所连及陈寔之徒二百余人，或有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11〕
这种迫害扩大和加强了儒生阶层的组织。1年后，皇帝盛怒已消，朝廷中两位有影响的儒生霍谞和窦武，成功地证实了对这些儒生的指控纯属诬告。
明年，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并表为请，帝意稍解，乃皆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
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12〕，次曰“八俊”〔13〕，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14〕
三君、八俊、八顾作为领袖，八及作为组织者，八厨作为资助者，儒生阶层发展成一个强大的较正式组织。但这激起了宦官们进一步的嫉恨。灵帝时，他们力劝皇帝逮捕了从前所有的党人。结果包括虞放、杜密、朱、巴肃、荀昱、魏朗、翟超、刘淑、范滂在内的100多个著名的儒生都死于狱中。〔15〕
这并不是自秦始皇以来儒生阶层厄运的终结。据史书记载：
自此诸为怨隙者，因相陷害……或有未尝交关，亦离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熹平［172—178］五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大讼党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诏……杀之。于是又诏州〔16〕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17〕
至此，儒生阶层面临着一场全面的大屠杀。但由于宦官及其爪牙滥用权力，鱼肉百姓，百姓终于揭竿而起。这样，便给了儒生阶层一线生机。
中平［184—189］元年，黄巾贼起〔18〕，中常侍吕彊言予帝曰：“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帝惧其言，乃大赦党人，诛徙之家皆归故郡。〔19〕
虽然儒生阶层在反对宦官的斗争中饱经磨难，却在社会上获得了更强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受另外一些机制支撑的较正式组织，统治着随后3个半世纪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