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的复兴和佛家、风雅文学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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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自东汉末年以来，统治阶级中逐渐出现了一个强大的门阀制集团，其既得利益并不是建立在儒学之上。这样，便使知识分子有可能发动甚至可以危及儒学的变迁。
另一方面，由于既得利益的诱惑，到东汉末年，儒学的注疏工作烦琐神化到一种程度，使人们生活变得很痛苦而不堪忍受。在学术领域内，孔子的教义完全控制着知识分子的心灵；谶纬之说更加强这一控制。所有这一切，在当时最富有理性、最勇敢的学者王充所著激动人心的《论衡》〔46〕一书中清晰地反映了出来。王说：
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47〕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48〕
同社会生活相比，也许这种知识禁锢还不是那么难以忍受。因为由儒生发展起来的大量的礼仪，尤其是那些与朝廷提倡的孝道有关的礼，如果一个人试图加以恪守，就会身受其缚，如处鸟笼，个性亦将泯灭。这样的事例极多，这里仅举其一。
俄而二亲没，［许孜］柴毁骨立，杖而能起。建墓于县之东山，躬自负土，不受乡人之助。或愍孜羸惫，苦求来助，孜昼则不逆，夜便除之。每一悲号，鸟兽翔集。孜以方营大功，乃弃其妻，镇宿墓所。列植松柏亘五六里。……积二十余年，孜乃更娶妻，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49〕
丧礼不过是诸多孝礼的一种，而孝礼也不过是禁闭人的心灵和行为的众礼的一种。我们不难设想，作一个真正的儒生或孝子的生活该是多么悲惨！一个生活在儒学有可能遭到攻击的魏晋时代的人，在一篇文章《大人先生传》中对这种典型作了精彩的描述。现摘录于下：
世之所谓君子，惟法是修，惟礼是克。手持圭璧〔50〕，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独不见群虱之处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处裈中乎！〔51〕
所以，甚至在东汉末年，就有个别知识分子想从这条“裤”中钻出来。
仲长统……少好学，博涉书记，……性俶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每州郡命诏，辄称疾不就。常以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52〕
这便是道家复兴的起源。为了便于我们的讨论，我们将顺便介绍一下道家。这一学派出现于战国时期。两位主要创始人是老子和庄子。他们认为，整个宇宙包罗万象，难以把握。由人类创造的文化装点起来的自然界是一大堆矛盾。儒生不断通过建立儒家文化以创建绝对平静世界的企图，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总有一些人不愿遵循孔子学说，人们很容易随时随地在社会中发现矛盾和冲突。故而，要与整个宇宙协调，或者获得绝对自由、最高幸福的唯一途径，就是保持与自然一致而不是与之相对抗。总之，人们应顺乎自然。他们称这是对自然亦即道的彻底地、无条件地服从。〔53〕因为道为万物，故非一物。因此，试图有为就是试图损道，把握道的唯一方法就是无为。〔54〕这一理论，在秦时濒于湮没无闻。西汉初年偶一闪光。自汉武帝和董仲舒独尊儒术以来，它便无声无息了。西汉末年，有一位名叫扬雄的学者写了两本书——《太玄》和《法言》。前者为发展《易》的思想而作，后者为发展《论语》的思想而作。但由于这两本书与道家、特别是老子的学说有牵连，同时代的儒生认为该定扬雄死罪，因为他贬黜孔子。正如他的朋友刘歆所预言，由于这两本书不能给学者们带来俸禄，它们将遭到忽视。〔55〕的确，直到东汉末年道家开始卷土重来之前，这两本著作从未引起人们注意。
像九品中正制和士阶层既得利益的转移一样，道家复兴也是从魏开始的。据历史记载：
魏正始［240—249］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56〕
开始传播老、庄学说的这两个人是何许人呢？何晏是东汉最后一位丞相的儿子。灵帝是他的姑父。他的父亲在反对宦官的斗争中罹难后，他的母亲因有姿色被魏的奠基者曹操纳为妃子。所以，他是同魏的王子们一同在魏宫中长大的，才貌出众，深受曹操宠爱，并成为曹操的长子、后来的魏文帝（220—227）的密友。由于具有这样不同寻常的背景，年轻时他便负有盛名，顺理成章地成为士阶层的领袖，当上了正始年间的吏部尚书。王弼也出身士族，年轻时与出身名门而早慧的钟会齐名。他也是何晏的挚友，身居朝廷要职。所以他们两人并不太害怕由于传播老、庄之学而失去什么。
与何晏、王弼同时或稍后的，还有著名的“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他们俱为名士。他们不仅谈论而且践履道家要旨，公开而勇敢地反叛过分儒学思想化的社会。虽然显现出不同的层次和变异，但他们的品格作为一个整体，或多或少代表一种共性。在此，我们选取他们之中一个人的一些故事，来表明他们是如何蔑视社会，而社会又是如何宽容他们的。
阮籍……父瑀，魏丞相掾，知名于世。籍……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57〕，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惟族兄文业每叹服之，以为胜己。……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58〕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母终……裴楷望吊之，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楷吊唁毕便去。或问楷：“凡吊者，主哭，客乃为礼。籍既不哭，君何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礼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轨仪自居。……”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59〕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60〕
尽管竹林七贤中只有两人成为晋初的吏部尚书，可是他们在当时以及随后的社会上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他们创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社会典型。不过，接受道家思想的最重要的角色，仍待王衍来扮演。王衍不仅系出名门，而且具备当时使一个人深受士阶层称颂、崇拜、爱戴、向往的一切。由于九品中正制的作用，他被士阶层完全按部就班地托升至吏部尚书的职位，以接替他的朋友、当时的另一名士乐广。这样，他就在道家的复兴中担任最重要的角色。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历史记载。
［王］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兼声明籍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61〕矣。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仿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62〕
虽然王衍死于西晋崩溃之时，但他的家族——当时最著名士族——中的王导、王敦和王澄，几乎完全控制了东晋初年的朝廷大权。自此，玄谈或谈论老、庄之学，成为当时名士最重要的、至少是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那些不能出入其中的人，虽然系出士族，仍然得不到这个名士集团的认同。〔63〕他们通常手握尘尾〔64〕，以显示自身的超凡脱俗。〔65〕这些时尚，一直风行于南朝。
上述的道家是作为一种哲学而言的。有趣的是，在《中国道教史》一书中，傅勤家指出，作为一种宗教，道教也出现在始于东汉末年（大约是公元142年）、结束于东晋末年这一时期。从刘宋朝至陈朝是其组织化的时代。〔66〕所以从时间顺序上来说，作为一种宗教的道教和作为一种哲学道家处在同一时期内。如果士阶层的既得利益没有发生我们上述的转移，最终将不会产生道教；即或产生了，它迟早也会受到统治阶级的压制。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由于黄巾造反，道教才得以出现。但这一造反不久就完全被东汉末年著名的儒将皇甫嵩荡平了。只是由于士阶层既得利益的转移和大批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汉魏之际的张陵、于吉和葛玄，西晋的陈端和王浮，东晋的鲍靓和葛洪——的加入，道教才得以建立。
佛家的繁荣与道教的复兴出于同一原因。有一种说法虽然含糊，但也有一定的真实性，即“具有考虑得十分缜密的道德体系的儒学，从来就未曾满足中国人深层的宗教需求”〔67〕，不过，这只是有关佛之勃兴的一家之言。一方面，自董仲舒时代以来，儒学确曾统治中国达3个半世纪之久。另一方面，东汉明帝（58—76）时期，佛学即传入中国〔68〕，但汉、魏时期，严禁中原人士剃度〔69〕，直到三国初年，也不曾见到有关佛教的学术著述流行。统治阶级既得利益的一致性不允许这些情况发生。
魏至西晋末年，是佛学的译著时代，但所有的重要译者，都是异域之人。佛学真正侵入士阶层是在南北朝时期的南朝。
迨西晋之末，其学术思想已值研求。中国学者既已受自然主义一番洗礼，其本身即具有超脱尘俗之想，于是对于佛学欢然接受。南北朝时，鸠摩罗什〔70〕与慧远，遂为南北朝两地之领袖，学者云从。使中国学术，发生甚大变化。〔71〕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慧远是如何在士阶层的庇护下取得成功的。事实上，他出身于士族，21岁前，博览群书，而又特别精通《易》和老、庄之学。然而，那个时代的平民却难得有这样的闲暇。
［慧远］二十一岁，与弟慧持，共入道安门，听安讲《般若经》而悦之，遂与慧持出家为其弟子。……及安入关，于是与弟子数十人，南适荆州。将之罗浮，抵浔阳，见庐山，爱其幽静，庐于山阴。时同学慧永，居此山之西林寺，为请于江州刺史桓伊〔72〕，更创精舍……即历史上有名之东林寺是也。复于寺内，别置禅林，江南始兴禅法。息心清信之士，望风遥集，其数达百二十三人。若彭城刘遗民、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并弃世荣，依远游止。远乃于孝武帝太元十五年，与同志诸贤，共结白莲社，同修净土之业。……是为净土法门流行之始。〔73〕
从这个故事可以知道，南朝佛学的发端，完全受到士阶层的庇护。自此，佛学在中国南方势力渐盛。但在南齐和梁、尤其是梁代以前，它并未臻于鼎盛。一般认为，梁朝的开国之君武帝（503—549）是倡导佛教的，因为他以为，自东汉末年以来，各朝代的迅速兴亡，是源于士族间的严酷倾轧，所以才提倡佛教，以使士阶层淡泊名利，不那样热心政治。这种说法是否可信无关紧要，但不仅他皈依佛门，而且他的大多数大臣也都是佛教徒。〔74〕他还写了几百本注释佛经的书，并在宫中建有寺庙。当他坐坛讲法时，听者常逾万人，其中不乏名僧和硕学。〔75〕据历史记载，这是佛教在南朝发展的极点，同时也葬送了他的王朝。佛学最重要的学派——禅宗即沉思之学就出现于这一时期。
由于魏的奠基者曹操和他的两个才华俊茂的儿子曹丕、曹植的庇护，风雅文学自魏以来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他们三人对吟诗作文充满浓厚的兴趣。而且，在他们的庇护下，形成一个著名的文学士人团体，其中七人声誉如此卓著，以至他们最为活跃的建安时期（196—220），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性质。他们就是所谓的“建安七子”。
后来虽然魏灭亡，但在士阶层的庇护下，这一风气得以赓续下来。像谈玄一样，吟诗作文也能使士之声名昭著。另一方面，皇族成员也利用赞助文学沽名钓誉。结果，南朝产生不少文学创新。最为重要的两个创新是四声在文学创作中的运用〔76〕和骈体文的写作。〔77〕梁代，风雅文学成为朝廷时尚。历史记载云：
自汉以来，辞人代有。……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78〕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于时武帝每所临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之善者赐以金帛。是以缙绅之士，咸知自励。〔79〕
陈代，风雅文学更是占尽风流。该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后主（581—589）沉迷于诗文，致使他的朝廷和宫中尽是文人骚客。
［江总］好学，能属文，于五言、七言〔80〕尤善，然伤于浮艳，故为后主所爱幸。……后主之世，总当权宰，不持政务，但日与后主游宴后庭，共陈暄、孔范、王瑗等十余人，当时谓之狎客。……有言之者，辄以罪斥之。〔81〕
下面的记载将提供一幅有关后主宫中更有趣、更清晰的图画。
［后主］以宫人有文学者袁大捨等为女学士。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82〕等游宴，则使诸贵人〔83〕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84〕
这一切葬送了他的王朝。据姚思廉记载：
后主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既属邦国殄瘁，不知稼穑艰难。……宾礼诸公，唯寄情于文酒，昵近群小，皆委之以衡轴。……政刑日紊，尸素盈朝，耽荒为长夜之饮……危亡弗恤，上下相蒙，众叛亲离，临机不寤。〔85〕
所有这些经由士阶层发动的巨大变迁，这样那样地危及统治阶级，尤其是皇族的既得利益。皇室和士阶层中的儒生曾经多次企图压制他们，但由于士，特别是名士的巨大影响，一般说来这些企图都遭到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