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完善科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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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意识到唐代科举制未能将总人口中所有有才干、有抱负的成员吸收入儒生阶层，因而暴戾之徒形成一批藩镇以对抗由皇族和儒生阶层统治的深度儒化的社会，宋代皇帝乃竭尽全力改善科举制，以便它能实现这种功能。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样做的。
太祖登基伊始，便着手实施科举制。而且，由于他认识到唐代士族曾阻止出身寒微的人通过科举制进入上层社会，他还试图使科举制度变得尽可能地公平。比如，在他统治的第六年：
陶榖子邴擢上第。帝曰：“榖不能训子，安得登科第？”乃诏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姓名以闻，令覆试之。〔10〕
其后，每次礼部举行的考试完毕后，皇帝便任命一批儒臣在中书省〔11〕对这些特殊考生再举行一次考试，并成为通例。如果他们不能通过这次考试，就会在礼部考试中名落孙山。
3年后，有人抱怨主考官李昉主持考试不公，皇帝乃亲自审查了未中第者名单，共得360名，并在接见他们后，挑选了195人，在宫中与11位中第者一道进行复试，其中127人中第。李昉则因其不公受到皇帝的斥责。从此，殿试成为通例。
太宗（976—998）不仅想使科举制尽可能地公平，而且还想使其充分公开，将所有才能出众的人吸收进儒生阶层，以使他们效忠于统治家族。在他登基第二年，他亲自监督殿试，中第者109人。两天后，他复试落第者，又有200人中第。接着，他审查了以前从10至15次考试总落第者的名单，赐予其中187人享有与中第者同等地位。这次考试，总共近500人被吸收入作为候补官吏的儒生阶层。每人都由皇帝赐予象征其特殊地位的官服和笏，并按照他们中第的等级，在政府中安排相应的职位。
真宗时期（998—1023），这一扩大儒生阶层的政策，得到进一步发展。例如，真宗即位第三年，便使1800人通过了殿试。除通过科举考试增加作为候补官吏的儒生阶层人数外，真宗还试图增加该阶层的既得利益。他颁布诏书，凡有资格参加礼部考试的士触犯公法，可以缓期执行。后来这种特权被扩展至触犯私法者。这是统治阶级在儒学中的既得利益的巨大发展。一方面，儒生阶层在社会上特权日益增多；过去，它仅被免除赋税、劳役和兵役，享有极高的社会声望。现在，它可以不害怕因触犯刑律而遭致惩罚。这样，甚至社会上最冒险的骚乱者也不必以叛乱为出路，他们可以或多或少满足于成为一名儒生。另一方面，越来越多有才能、有野心的平民被吸收进儒生阶层，被驯化为效忠于皇族的人，这使统治家族更为安全。据传，因此之故，宋真宗曾写过下面这首诗以鼓励经学研究：
书中自有千钟粟，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
书中车马多如簇。〔12〕
宋代第四位皇帝仁宗（1023—1064）继续推行这一政策。据史书记载：
天圣［1023—1032］初，宋兴六十有二载，天下乂安。时取才唯进士诸科为最广，名卿钜公皆繇此选，而仁宗亦向用之。登上第者，不数年辄赫然显贵矣。〔13〕
仁宗之朝，十有三举。进士四千五百七十人，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后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14〕
后来的宋帝沿袭祖制，竭力保护科举制的有效性。除改变考试内容的少数尝试外，不曾有人对科举制本身的价值和作用提出疑问。但如上所述，科举制是用来儒化官僚阶层的；换言之，就是使政府官员的候选人研习经书。不过，在仁宗时期，此方法并未奏效。许多在科举考试中高中的士，结果却是些蹩脚的儒生，至少就他们对经学知识而言是如此。于是，当时的宰相范仲淹请求皇帝在全国建立学校，使士在参加科举考试前，至少能在学校接受300天的教育。在这些学校里，只讲授经学。不过，由于不愿意在学校耗费如此长时间的士阶层的反对，此一政策实行时间很短。大约30年后，神宗时（1068—1086）王安石和他的同僚终于将这种实施学校教育的政策付诸实践，并一再予以发展。如史家所云：
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1068—1078］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15〕
虽然支持所有这些学校学生历经困难，但直至宋末，政府并未关闭学校。同他们前朝先辈一样，即使帝国始终在遭受外来侵略，这些学生也被免除了兵役。而且，因为他们是未来的进士，而进士又是未来的政治显贵，他们得到社会的宽容并享有社会赋予的种种特权。他们成为不事生产的、靠社会养活的儒生阶层的基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儒生阶层在宋代是如何扩大和增强的。儒生阶层几乎完全吸收了所有有能力、有才华、有野心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整个宋代没有严重的内部叛乱的主要原因。可是另一方面，尽管由于外族入侵，军队的规模迅速扩大，而因为有才能的人很少从戎，军队的力量急剧削弱。由于儒臣不懂得如何抵御外侮，并且妒忌那些可能因军事才能和军功得到提升的人，他们乃劝说皇帝向中国东北、北部、西北三个日益强大的部落交纳金银、牲畜和布帛等，以使他们得到暂时的满足，停止侵扰。这种政策使帝国日益民穷财尽。再者，由于儒生阶层不事生产，又享有最高的社会声望，必须有足够钱财保持其生活标准。这种纯消费者的儒生的增多和国家财富的相对减少，使儒生从政府职位所得合法收入下降。这样，他们就变得越来越腐败，并加重剥削。因此之故，宋代的统治阶级在维护和增加其既得利益方面便难以为继。有些眼光敏锐的儒生和皇帝认识到，为了改善国家财政，加强武备和抵御外侮，必须进行变革，而立于这种要求改革的社会浪潮的浪尖上的，则是王安石和宋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