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动机性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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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部分：元认知
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指的是为先期带有情感投入的立场、理念或信念进行辩护的一种偏差性的心理过程。
某些信息和想法仿佛是我们的天然盟友，我们希望它们能占上风，也会挺身而出为它们辩护。而剩下的仿佛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希望能把它们踩烂。
——朱莉娅·加莱夫
你参加过激烈的政策辩论会吗？或者，你总跟别人互动交流过吧？有人在表达时逻辑不清，有人故意“选择性失明”或歪曲事实，也有人在为自身观点辩护时立场偏颇。以上情况你应该多少碰到过一些。当然了，你也不能免俗。
通过研究，心理学家证明人们对待不同信念时的态度也会有所不同。我们通常能够理性（多数情况下）对待大多数的信念。我们往往会采用贝叶斯方法（Bayesian approach），即随着新信息汇总过来，原有的信念需要不断更新。如果有人告诉我们，某个史实的真相不是我们之前所知道的那样，我们往往会很快采纳这个新的说法。此外，关于某个信念我们掌握的信息越多，就越会坚持那个信念，从而也越不会轻易地放弃那个信念。转变信念并非简单地放弃旧的，接受新的，而是把新旧信息捏合在一起。
这个方法确实相当科学。我既然相信太阳大致上处在整个太阳系的中心，就不会轻易改变这个看法。基于科学论证的信念一旦形成，除非以后有大量非常确凿的新信息才能够改变它。但是，如果有人告诉我一些我从未听说过的关于乔治·华盛顿的信息，而此人又十分可靠，那么我接受这些全新信息就会容易得多。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平常也都是这么做的。
我之所以说它是“多数情况下”的理智行为，是因为再理性的人也难免有认知偏差。他们的思维会遵循“启发式”原则（或走“心理捷径”，详见第11章），尽管严格来说它并非十分有效。这种偏差会束缚我们的思维，让我们无法在更广的维度上对事物做出合理解释。当我们试图捍卫有过情感投入的某些特殊信仰时，这种束缚作用尤其突出。这些所谓事实或对世界的信念支撑着我们的身份认同或意识形态，并属于我们世界观的一部分。科学怀疑论者往往喜欢将这种执念称为“神圣奶牛”。
对于这个世界和我们在其中所处的位置，我们需要通过一种内部解读加以理解。有些解读对我们的身份认同至关重要。我们所偏爱的那些解读不仅支撑着我们的世界观，而且帮助我们确认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或者确定我们的自我认知——我是一个善良、有价值的人。这些表述和信念满足了我们的基本心理需求，比如对控制感的需求。每当这些观念受到挑战时，我们无法冷眼旁观且处之泰然。我们会坚持己见，并启动所谓动机性推理的心理机制。我们会不惜代价为我们的核心信念辩护——不管思路是否有条理，对近在眼前的真相也视而不见。我们会在必要的时候编造事实，并把于己不利的内容全部屏蔽。我们会沉溺于奇幻的思维方式，并在必要时根本不考虑内在一致性而进行主观决断。上述这些心理现象统称为动机性推理。总的来说，人类还是相当擅长这种“推理”的。
动机性推理始于心理学上的所谓“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利昂·费斯廷格于1957年率先提出该理论。他认为，如果我们同时收到两类互相矛盾的信息，就会引发心理上的不适感。我们本来坚持某种信念，但现在我们收到的信息却推翻了这个信念。正常情况下，我们可以理性、客观地化解这一矛盾。根据新信息的特点和准确性，我们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放弃原来的想法。但是，假如信念是发自内心的，要想再改变它就非常困难了。如果它是关乎我们世界观的核心理念，强行改变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并进一步放大认知失调效应。
无视新信息是一种自然的情绪反应。我们会质疑信息的来源，也会掩饰其潜在的含义，甚至会故意编造阴谋来解释它。事实上，对常见的信念而言，动机性推理是普遍预先存在的一种心理状态。人们会纷纷组织起来，使出各种文过饰非的手段，发出各类有违真相的信息，对生物进化、全球变暖、疫苗失效、男女同工不同酬、转基因生物（GMO）安全，甚至是地球的球面对称等问题和现象视而不见。它们就像治疗认知失调这个伤疤的膏药——还得多涂一些。
我们收到的很多信息都带有主观色彩，或者需要一些主观判断。正因为如此，动机性推理才更容易发生。科学研究不见得尽善尽美。如果成心要否定科学家得出的结论，我们总能够挑出一些毛病。没有完美无瑕的信息来源，人类也总是会犯错，因此总有的说。不同渠道提供的消息也不尽相同，因此哪一个能够减轻你的认知失调，你可能就会选择哪一个。
哪怕大家对某件事的看法一致，我们还是可以从多种角度去解读它。财富既可以意味着成功和睿智（正面评价），也可以解读为腐败和贪婪（负面评价）。同样一个人，他可以刚勇无俦，也可以头脑简单；可以坚定不移，也可以顽固不化；可以是一个坚强的领袖，也可以是一个邪恶的独裁者。怎么评价他，全在于你的视角。
一般而言，政治上的言论可以归于“神圣奶牛”一类。人们往往会对其所属的政党有一种认同感，而且也愿意相信他们的党员都是德才兼备的人，而其他政党里大多是爱说谎的傻瓜。当然，这种一分为二的看待方式也有严重程度之分（与你对某个信念投入情感的程度有关）。例如，对某个信念你可能只是略有好感，又或者这个信念是你的世界观和身份认同的基石。再如，对于某些政见，你可能是略有偏好，也可能是相当偏激。
动机性推理的神经科学原理
许多心理学家喜欢把政治观点用于动机性推理的研究。多项研究表明，人们在形成政治观点时，往往会同时追求两个截然不同的目标：倾向性和准确性。前一个目标只要求他人观点与自己的党派一致，而后一个目标则要求人们尽可能保证其观点准确无误。
研究表明，人们对个体和话题的评价越具有政治偏向性，其逻辑推理就越容易带有某种导向。对他们党派自身有利的论据，他们会格外看重；而不符合其党派路线的论据，他们便弃如敝屣。个体其实也很容易受影响（受到外界刺激后下意识地被影响）。如果他们知道自己所属的政党支持某个法案，他们会更加倾向于赞同该法案。如果反对党支持某法案，他们赞同的概率就小得多。
心理学家用计算机程序来比喻这种现象。人们在对自己的信念进行调整时，一方面要尽量让这些信念符合事实，另一方面还要尽力确保自己感觉舒服。这就像一个数学方程式。事实上导致的心理不适（认知失调）越严重，我们就越要努力地进行合理化。
该领域研究的重大突破始于2010年。布伦丹·尼汉和詹森·莱弗勒提出了所谓“逆火效应”（backfire effect）——当得知某个与自身政治理念相左的信息时，受试者反而愈加对原先错误的信息深信不疑。为此，他们还特别做了一个伊拉克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试验。但是，托马斯·伍德和伊桑·波特于2016年进行了一项跟踪研究，他们发现其实逆火效应并非普遍现象。在测试的36个问题中，只有当问到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个问题时，逆火效应才会出现。而且即便如此，逆火效应出现与否，也取决于信息呈现的方式。
显然，我们还需要更多研究来证实逆火效应——它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每次又会持续多长时间？那些死硬分子可能会暂时接受新的观点，但时间一长又会回到老路上。无论如何，这些研究都证明了倾向性目标和准确性目标的显著不同。
当受试者被告知与自己政见不一致的事实时，以及当他们被告知解决该冲突的理由时，他们大脑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是神经科学家正在研究的课题。
德鲁·韦斯滕和他的团队使用了“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简称fMRI）技术。在这个实验中，受试者会同时面对两种不同的信息，一种是中立信息，另一种信息则有悖于其政治立场。受试者此刻的大脑活动影像会被记录下来。结果显示，人们用大脑的不同部位来应对这两种不同情景。
大脑的理性认知区域用来接收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中立的信息，而当信息带有强烈的党派色彩时，与身份认同、同情心及情感有关的那部分区域会明显活跃起来。这块区域与前者完全不同。有趣的是，当受试者得出主观结论，以及冲突引发的负面情绪得到缓解时，大脑中与奖赏有关的脑区会被激活，仿佛被打了一针多巴胺。
动机性推理可谓“好事成双”：一方面，它可以缓解因与我们自身认同或信念不一致而造成的负面情绪；另一方面，它能够产生与奖赏相关的积极情绪。这个过程是一种强大的条件反射，能强化人们的行为习惯。
2016年，乔纳斯·卡普兰、萨拉·金贝尔以及萨姆·哈里斯共同完成的一项研究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个基本论断。研究人员共找了40名思想“左倾”的受试者。他们会读到一组包含或不包含政治性内容的声明，同时研究人员扫描了他们大脑当时的活动状况。接着，受试者会接触另一组截然相反的说法，对刚才看到的事实全盘否认，有些甚至夸大其词，或者干脆是捏造的。
其中一人声称美国在军事上投入了过多的资源，这就是一种包含政治性内容的声明。反驳的观点则认为，俄罗斯的核武库规模是美国的两倍（这个说法不准确——俄罗斯拥有7 300枚核弹头，而美国拥有7 100枚）。相反，“托马斯·爱迪生发明了灯泡”是一则不包含政治性内容的声明。而与之相反，也有一种说法是“早在爱迪生之前约70年，汉弗莱·戴维就在英国皇家学会现场演示过他发明的电灯”。这本是事实，但未免略显夸张——因为戴维的白炽灯泡实用性不足。爱迪生并非发明灯泡的第一人，但他的发明是最早值得大规模推广应用的照明研究成果之一。实际上，英国发明家约瑟夫·斯旺曾赢了一起针对爱迪生的实用灯泡专利侵权诉讼。
在实验中，受试者会接触与那些政治性或非政治性内容相左的信息，而研究人员关注的是他们此刻的大脑活动状态。当他们的政治信念受到挑战时，大脑会激活更多的区域，包括我们称为“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和杏仁核的区域。产生身份认同需要前者，后者则会让人产生负面情绪。
很难说清楚这些研究结果是否可靠。40个人的样本太小，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信噪比很低。即便研究结果是可靠的，我们也不清楚它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只能看到大脑的某个区域被激活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知道大脑此刻在做什么。大脑中的同一结构，会参与功能各异的不同网络处理信息，而且这些网络和功能往往彼此交叉。但是有一点很清楚，即大脑面对政治性和非政治性的反对意见时，应对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这种方式似乎蕴含着某种情感上的反馈。
研究人员还评估了当受试者听到反对意见时，他们愿意改变原来观念的意愿程度。结果显示，他们更多时候愿意改变非政治性的观点，而不是政治性的。如前所述，其中涉及的变量太多，以至于没有哪个实验可以给出完整解释。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有趣的开始。
就动机性推理这个话题而言，这一全新的试验与之前的研究是一致的，并且给我们指明了今后的研究方向。后续研究可以考虑将保守派人士或其他类型的意识形态（宗教、社会、历史等方面）纳入研究，也可以用更直接的方式控制其他变量（例如反对意见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或者是可信的），或者可以采用更大的受试者样本量，这些做法都会很有价值。
以上针对心理学和动机性推理的神经学领域研究，为我们探索大脑行为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同时，它也进一步说明坚持批判性思维是多么难能可贵。它还告诉我们，当涉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信念时，我们应该尽力超脱一些。不应将自己的身份认同建立在关于外部世界的事实认知上，因为这些事实很可能（也许部分）是错误的，或者是不完整的。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始终在努力打磨自己的科学怀疑思维，这是我从不间断的目标。在谈论事实时保持超脱的心态，用逻辑和经验进行合理验证，在必要时学会放弃原来的观点——我一直对能做到这几点十分自豪。我会着眼于思维过程的合理性，而不会去细抠某个具体观点或信念。用心理学术语来说，我努力追求推理的准确性，而非倾向性。刚开始的时候，我可能需要注意时刻提醒自己，并加强刻意练习。但只要时间久了，就会习惯成自然。
同时我们也得提醒自己，即使对方有不同意见，他也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他们不是“恶人”，他们有理由相信自己做的没错。我们总是认为自己正确，他们也一样。他们与我们意见相左，并非因为我们是“好人”，他们是“坏人”，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对事物有不同的解读。如果加上各种事实证明和主观判断，这种解读的分歧还会进一步扩大。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观点都同样合理。它只是提醒我们应该尽可能把关注点放在逻辑推理和实证上，而不是用自封的道德优越感来指责别人。
贝叶斯方法指，当我们要预测一个事件时，我们首先需要根据已有经验和知识推断一个先验概率，然后在新证据不断积累的情况下调整这个概率。——译者注
神圣奶牛这一说法源于印度，因为牛是印度人眼里神圣的动物。后逐渐演变成指那些从来不会被否认，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或物。——译者注
多巴胺是一种用来帮助细胞传送脉冲的神经传导物质。这种脑内分泌物和人的情欲、感觉有关，它传递兴奋和愉悦等信息。——译者注
默认模式网络是在人脑处于静息状态时，维持人脑健康代谢活动的若干具有时间相关性的脑区组成的网络。——译者注
杏仁核是大脑内部的灰质核团，位于颞叶海马回钩的深面，侧脑室下角尖端的前方。大量实践证明，杏仁体与情感、行为、内脏活动及自主神经功能等有关。——译者注
信噪比是放大器输出信号的功率与同时输出的噪声功率的比值，常常用分贝数表示。信噪比越高，说明混在信号里的噪声越小，声音回放的音质越高，反之亦然。成像技术中的信噪比往往代表图像还原的准确程度。——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