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拒绝科学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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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科学就是教给人们如何获得知识，还有哪些未知，人们对事物了解的程度（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已知），如何处理疑惑和不确定，证据应该如何符合哪些原则，如何思考才能做出判断，如何区分真相、欺诈以及虚张声势。
——理查德·费曼
不见得非得是伪科学才会带来危害，无视确凿的科学事实同样也会带来苦果。对后者来说，HIV否定论是其中最为让人痛心疾首的一个案例。
1981年6月5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表了一份报告，公布了5位年轻男性患者所患上的罕见肺炎（PCP肺炎）。到了第二年，人们终于确认他们（包括其他患者）实际上是某种免疫缺陷综合征和机会性感染的受害者。1983年，人们发现了一种逆转录病毒（retrovirus），并认为它很可能是这种新型综合征（即通常所说的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罪魁祸首。该病毒一开始被称为“淋巴结病相关病毒”，但随后被重新定名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首例HIV血检于1985年获得批准。1987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首个治疗及预防HIV的药物齐多夫定（AZT）上市。
此后20年，科学家们研究出一种被称为“高活性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法”（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简称HAART）的诊疗方案。它将不同的药物混合在一起，试图在HIV病毒感染和复制的不同阶段对其进行阻断。由于药品也在不断升级换代，因此HIV患者的存活年限也呈现上升趋势。2013年的数据表明，如果能在感染早期就接受HAART治疗，HIV患者的寿命基本上和正常人没多大区别。仅仅30年间，人们将艾滋病从一种可致人死亡的绝症，变为了可以管控的慢性疾病。
只有极少数HIV患者能被“治愈”。也就是说，在接受了一定的治疗后，患者体内的HIV病毒就此消失了。办法之一是接受骨髓移植手术；另外，给生下来就感染HIV的婴儿使用大剂量HAART也能够清除其体内的病毒。多数HIV患者显然都不适用于这些方法。
HIV疫苗的研制工作从未间断过。这种病毒特别难治愈——它在感染过程中会发生变异，会绕过人体免疫系统，甚至会暂时休眠。目前，关于HIV疫苗的三期试验已取得成功，预防初次感染的成功率可达31%。这一结果不见得令人满意，但至少证明研究是有成效的。
总而言之，抗HIV的研究可谓是现代医学史上振奋人心的成功范例之一。在科学的指导下，人们迅速掌握了艾滋病的特性和致病原理，对艾滋病毒的了解也逐渐深入。如今我们已经让艾滋成为一种可控病症，有关疫苗的研制也取得了长足进步。甚至在将来，人们有望彻底治愈这种疾病。
显而易见，关于艾滋病的研究是成功的，可是这并不能让所有妄图否定科学的人都闭上嘴巴。
20世纪80年代有一种观点：HIV病毒并非导致艾滋病的真正元凶——我们称之为“HIV否定论”（HIV denial）。这种观点显然是妄加推论的伪科学。但是持此观点的人却信誓旦旦地指出，他们的理由很充分，因为当时的治疗手段疗效并不显著。而要检验某个科学理论是否正确，最终还是要看其到底有多大用处——它能否根据该理论做出可靠的推测？放到医学领域来说，那就是它能否催生有效的治疗方法或其他干预手段。
实际上，人们正在进行的是探索性实验。假如HIV确实是艾滋病的元凶，那么基于这一前提所进行的各种研究都极有可能会产生成果。我们期待在此过程中能掌握更多关于艾滋病的知识，并希望建立更多更加有效的治疗手段。可“否定论”却声称，HIV理论研究恐怕会走进死胡同。人们不停地给艾滋病患者灌下各种毫无用处的有毒药物，却只会让病情持续恶化下去。
最近30年的医学实践已经证明，HIV感染理论不但有根有据，而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针对HIV病毒感染机制的药物已经展现出非常显著的临床疗效。
实话说，由于对HIV理论持否定看法的最早一拨人已经作古，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这方面的反对声音似乎有所式微。标准化的治疗方案已见成效，因此要招募更多HIV否定论的生力军恐怕也很难。2009年，克里斯蒂娜·马焦雷死于肺炎——HIV可能引起的并发症之一。她自己就是HIV否定论组织“康乐艾滋”（Alive & Well AIDS Alternatives）的创始人。马焦雷生前不遗余力地反对HIV理论，这也导致了悲剧性的后果。尽管母乳喂养会增加感染病毒的风险，她还是决定亲自哺育她的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儿伊丽莎在3岁时就死于肺炎，显然是由于艾滋病后期导致的机会性感染。马焦雷从未让她的孩子接受HIV检测或治疗。可笑的是，她给女儿们找的医生杰伊·戈登也是个反对疫苗接种的人。他对HIV导致艾滋病的结论公开表示认同，但是他的个人网站却包含一些针对HIV的奇谈怪论，似乎又有帮HIV否定论说话的意味。
伊丽莎的尸检报告结论很明确，几乎无可辩驳地证明她生前感染了HIV病毒，是艾滋病晚期，包括艾滋病脑炎（脑部感染）。她的直接死因就是因感染艾滋导致的PCP肺炎。这是一种艾滋病患者普遍可能患上的机会性感染，其发生在免疫机能健全个体上的概率极小。尸检结果很肯定地说明，伊丽莎死于与艾滋相关的并发症。
马焦雷却根本不承认她的女儿死于HIV或艾滋。其他反对HIV理论的人也纷纷对她表示支持，声称其死亡原因是对阿莫西林过敏。这种掩耳盗铃式的做法会产生相当大的危害。
不仅个人会罔顾事实。假如政府也这么做，其危害将放大成千上万倍。
艾滋病在非洲肆虐。有人估计，非洲大陆的病毒感染者能够占到总人口的10%。但是，当地的种种社会顽疾也阻碍了“抗艾”事业的发展，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在于缺乏足够的现代医疗资源。由于历史上人们一直对此讳莫如深，这一问题便显得愈加恶化。南非的情况尤为严重：据估计，全国HIV携带者总人数占总成年人口的18.8%。
塔博·姆贝基于1999年当选南非总统，2008年卸任。在担任总统期间，他始终对HIV是否为艾滋的致病元凶抱有疑虑，并因此对南非境内针对HIV的控制和治疗行动百般阻挠。问题始于姆贝基总统于2000年公开宣布，他对艾滋病的真正病因持怀疑态度。他随即组织了一个专家委员会对此进行调研。委员会成员也包括支持HIV否定论的专家，最著名的无疑是彼得·迪斯贝格。迪斯贝格这位德裔美国分子生物学家对HIV导致艾滋病的理论表示无法苟同。总统的看法毫无疑问得到了委员会“同行”们的大力支持。
基于对病因的怀疑，姆贝基政府拒绝采用HAART法对HIV病毒携带者进行治疗。姆贝基还下令暂缓推进关于艾滋病的检测、医疗及其他施治手段的研发，并削减了相关经费。他还任命与其看法一致的曼托·查巴拉拉-姆西曼为卫生部长。
为了掩人耳目，粉饰其伪科学的观点，姆西曼不惜打出政治的名号。例如，她曾警告说：“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进行研发。”这番话表面上利用了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实际上则是反对科学。她抛开那些实践证明有效的“西方”疗法，转而支持用土法治疗HIV（比如萃取大蒜和甜菜根的汁液之类的）。由于根本上缺乏科学道理，这些治疗手段最终被证明一无是处。
有人据此诘问她支持甜菜根疗法（或其他土法）究竟有何根据，她重复了其对“西方”医学的批评观点，认为后者讲究的临床试验过于“拖泥带水”。按照她的说法，研发环节只会拖累病人获得有效治疗的进度。可惜的是，上述观点居然还有不少人赞同，仿佛我们只依靠验方和传统知识就能够知道哪些药会起作用。在他们看来，任何科学实验都是在浪费时间。
2004年，姆贝基总统将艾滋病说成“种族主义导致的疾病”，从而让有关艾滋病的话题越发政治化。在《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中，罗杰·科恩把姆贝基总统的观点总结如下：“HIV及艾滋病是白人强加在非洲人民头上的谎言，其目的是让我们不再关注种族主义和贫困等真正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而因种族隔离带有奴隶心态的黑人会被这个谎言洗脑。”
南非卫生部副部长诺奇兹韦·马德拉拉-劳特利奇试图找到对HIV携带者真正有效的治疗方法，从而减少上述政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作为惩罚，姆贝基总统立刻将其革职。
普赖德·奇格韦德和同事于2008年做过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姆贝基总统在2000 —2005年颁布的各项有关政策导致了33万名南非儿童过早夭折，共计损失了220万“人年”（早逝者原本应当存活的总年数）。此外，共有35 000名婴儿出生时就携带上了HIV病毒，而倘若采取常规治疗，他们本该是完全健康的新生儿。
可见，伪科学真是害人无数。
这个故事的结局还算不错。虽然由于姆贝基总统的无知无畏，整个国家蒙受了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生灵涂炭，但是所幸，2008年他终于下台了。继任总统任命芭芭拉·霍根为新一届卫生部长。她上任后立即着手纠正姆贝基时期关于HIV和艾滋病的错误政策，并开始为患者提供科学治疗。
伪科学也好，否定论也罢，其危害都是无可否认的。这绝不仅仅是HIV和艾滋病的问题——至今还有人否认细菌的致病原理，否认疫苗的安全性和疗效，否认化疗是治疗某些癌症的有效手段。烟草行业为了斩断吸烟和肺癌之间的关联性，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同样，对精神疾病的否认，也让很多易感个体无法得到治疗。
尤为糟糕的是，我们明明掌握了科学——我们开展过相关研究，并为此付出了辛勤劳动，还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了解决方案，但是总有些人或冥顽不化，或受限于意识形态，最后他们非但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会成为拦路虎。
PCP肺炎，全称卡氏肺孢子虫肺炎（Pneumocystis Carinii Pneumonia），又称卡肺囊虫肺炎，是由卡氏肺孢子虫引起的间质性浆细胞性肺炎，约50%的艾滋病患者会感染PCP肺炎。——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