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去中国化”何以可能：台湾社会科“国家认同”教育变迁的深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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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是什么，怎样运行，如何演变，这些都不是预先安排好的，而是社会的产物。即使我们谈论到安排我们日常生活的制度（比如学校教育）时，也是如此[1]。教科书不仅仅是“事实”的“传输系统”，它还是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斗争及相互妥协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教科书是真正由人们根据自己的真实兴趣构思、设计和创作出来的。它的出版发行受到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市场、资源、权力等因素的制约[2]。教科书经常被要求应该是中立的，但这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教科书是一个政治的产物，教科书传递的只是“正式的知识”（office knowledge），而非中立的知识，因为教科书是社会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作用的结果——它们要体现教育重要决策者的意图；要体现教育专家的思想；要为出版社的利益服务；也要为那些帮助学生通过标准化考试的学校和教师利益考虑，等等。教科书是教育决策者、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影响学校教育的一个缩影[3]。也有学者认为，课程内容透过教科书所传递的知识，对教科书知识内容评鉴管控，在官方合法化的正式知识是妥协的知识，并且已由文本的政治、经济滤网所筛选过，经由所谓“再脉络化”的过程，知识已由原来的社会的、学术的脉络，被政治的权力者再脉络化[4]。在教科书价值观的塑造过程中，政治、社会与学术的力量都没有缺席，尤以政治的力量更为根本。
如果说教科书做不到“政治中立”的话，那么比之外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社会科教科书受到政治氛围、社会环境的影响就更加显著了。因为社会科旨在培养成熟理性的公民以便参与公共事务、促进公共福祉，社会科的课程资源主要来自于社会科学，社会科直接关涉民主、道德、法制、国家、族群等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的政治、经济、民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必然反映到教科书中来，尤其是社会科教科书中来。如第四章所述，台湾社会科教科书所承载的“国家认同”教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那么，外部环境是如何影响社会科教科书编制的？教科书“国家认同观”变迁的背后存在着怎样的竞争和矛盾？如果能揭示这些问题，我们还可以据此推测台湾社会科教科书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及台湾年轻世代“国家认同观”的演变趋势。通过对历史研究和深度访谈所获信息作梳理和推断，我们发现政治、社会、课程三个方面对台湾社会科教科书“国家认同观”变迁的影响最大，最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