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氛围：社会科教科书“去中国化”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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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湾意识的兴起
台湾人的台湾意识并非自古有之，其形成主要有三个因素。第一，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人受到和日本人有所差别的不平等待遇，以至于台湾本地人对自身的认同感反而更加深刻。日本的残酷统治造成了与殖民者鼓吹的“皇民意识”相抗衡的“台湾意识”的勃兴。第二，日本统治台湾之前，台湾缺乏完整的交通网络，使得地方意识与族群意识强烈的程度远远超过所谓的台湾意识。到日本殖民统治后期，全台贯通的交通网络促进了台湾共同体意识的形成[37]。第三，国民党当局败逃台湾之后，为了维护统治合法性及寻求民众对“反共复国”的支持，大力推行“去日本化”和“中国化”运动。推行“中国化”本无可厚非，但国民党当局操之过切，禁止台湾人民说闽南话和客家话，加上1947年爆发的“二二八事件”及在台初期的残酷统治，台湾人与外省人间出现了隔阂。
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台湾意识往往呈现出不同的意识和风貌。根据所含“政治成分”的多寡，可以把台湾意识分成三类：乡土意识、“台独”意识和现实主义式的台湾意识[38]。“台独”意识是一种包含有强烈政治意识的台湾意识，它是针对中国意识的一种反动，也是反对国民党人士用以抗拒执政党的一种意识形态[39]。在两蒋时代，“台独”活动被政府严令禁止，在岛内的“台独”分子往往作为“政治犯”被监视、审判和关押，在海外的“台独”分子肆无忌惮地从事“台独”活动，但影响极为有限。在台湾从事政治活动的“党外人士”，只能和现实妥协，发展出“现实主义式”的台湾意识，以赢得一定的民意支持和“政治市场”。当国民党在80年代一步步地宣布解严、开放“党禁”“报禁”，“现实主义式”的台湾意识逐步转变为“台独”意识，台湾意识的政治意涵也越来越浓厚，逐渐影响到整个台湾的社会氛围。
作为台湾意识重要组成部分的“乡土意识”，国民党当局并未禁止。70年代末期以前的台湾意识更多的表现为乡土意识。“乡土文学论战”就是台湾乡土意识涌动的一种表现。70年代，台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生重大变化，在文学上，知识分子对于文学创作的基本理念有相当大的差异，但基本上可以区分为“现代派”与“乡土派”两大阵营。双方对于文学创作的“西化”和“本土化”的认知与所持态度不同，因此发生论持续数年的论辩[40]。当时的乡土文学论战所牵涉到的不只是“现代派”与“乡土派”在文学理论和实践上的分歧，更是两种政经社会意识形理念的抗争，包括对“乡土”“本土”和所谓“大乡土”的界定，在文化上的认同问题，以及对“西化”与民族主义对立的反省等。乡土文学论战之后，虽然在何谓“乡土文学”，以及乡土文学和台湾文学之间的关系均未取得共识，但是文学必须植根于台湾大致上获得了认同，并进一步有所谓环保文学（环保运动）的出现，展现了“本土化”的另一个途径与形式[41]。 乡土文学论战让台湾知识分子更加关注本土的语言、文化与历史，很多知识分子主张用“谦卑与朴实”的心感受与触摸“这块土地”，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唱自己的歌，写自己的故事，跳自己的舞蹈，画自己的绘画，让台湾人民意识到自己是“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乡土文学论战并没有引发政治诉求和“台独”意识，但客观上促进了台湾“本土意识”的萌生，间接影响到整个台湾的社会氛围。在国民党当局大力宣传“四维八德”“反共复国”等“大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下，乡土文学论战让更多台湾人的眼光移向了本土和当下，助长了台湾意识的崛起。
二、政治宣传：从“反共复国”到“台湾第一”
或许是吸收在大陆惨败的教训，台湾国民党当局意识到控制文宣系统的重要性，在“戒严”期间实行“报禁”。自1951年起，当局规定不再进行新报纸的登记，直到1987年解除“戒严”的多年间，全台只有29家报社[42]。在“报禁”时代，全台湾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国民党的声音。
在“两蒋”时代，尤其是50年代到70年代，“反共复国”“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台湾国民党当局最为常用的政治口号。在文宣系统的宣传内容中，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叛乱政权”，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当局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台湾是“自由地区”，大陆是“沦陷区”或“匪区”，“国军”时刻准备着“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样的政治“洗脑”下，台湾多数人民对大陆怀有敌意，中共成为“共匪”，但是，“一个中国”“两岸同属一中”的国家观念在那一代的台湾老百姓心中也变得根深蒂固。在四十年的戒严时期，尽管极少数“台独”分子从未停止活动和宣传，包括利用地下电台，但是由于坚持一个中国的国民党当局“一党独大”，牢牢掌控了文宣系统，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宣传，“台独”言论一直没有市场。在军队系统，政府系统和教育系统，“一个中国”的国家观念是大多数人的潜意识。民间社会中存在的台湾意识，甚至“台独”意识，未能侵蚀到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到台湾的社会氛围。
随着戒严时代结束，台湾国民党当局放开“党禁”“报禁”，民进党的文宣系统“异军突起”，严重冲击了国民党僵化的意识形态控制体系。民进党为了扳倒国民党，不惜“大打出手”，将“两蒋”时代的“白色恐怖文宣”改写成“绿色恐怖文宣”“台独”文宣”，实际上成为“台独”宣传战”“反国民党宣传战”。他们把岛内泛蓝势力扣上“黑金政治”“老年政治”“专制回潮”“政治分赃”“联共卖台”五顶帽子，进行百般打压[43]。民进党大力宣传“亲中就是卖台”，在各种政治动员中，大打“本土牌”。当时以本省籍人士为主的反抗运动，选择省籍问题作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在各种选举场合以“本省人投给本省人”，“台湾人选台湾人”为号召来争取支持。李登辉上台之后，国民党内的省籍矛盾逐渐公开化，外省籍精英被逐步挤出权力核心，而民进党基于省籍情结和“台湾人出头天”的心理，在国民党内争时给李登辉予大力支持，极力“抹红”国民党内外省籍精英及新党[44]。在90年代，在民进党及其他“独派”人士的运作下，“台湾第一”“台湾意识”“台湾人”“新台湾人”“台湾民族”“台湾主体性”“台湾命运共同体”“本土化”“台湾认同”等词汇频繁出现于各种媒体上。对于民进党的文宣攻势，国民党毫无招架之力，不断退缩，在统“独”议题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
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民进党以微弱的优势成为台湾的执政党。民进党以“本土政权”自居，掌握本土论述的主导权，不遗余力地利用“本土牌”对蓝营展开持续的攻击，通过建构一整套论述，充分运用媒体包装将“民进党=民主=本土政权=爱台湾”，同时相应地把国民党、亲民党、新党与“外来政权”“外省人”“中国”“威权专制”“出卖台湾”等画上等号。通过口耳相传、地下电台、宗教社团、竞选桩脚等各种信息网络，向选民灌输、散播“本土优先”思想。更为严重的是，蓝营为了赢取选票，也淡化了一个中国论述，采取一系列本土化转型动作以应对民进党本土论述霸权[45]。
总而言之，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台湾“两岸同属一种中国”的国家认同在民进党及其他“独派”团体的政治宣传和运作下慢慢地变成了一种“政治不正确”，整个台湾逐渐走向“绿化”，弥漫着“本土化”“台湾化”的社会氛围。
三、民间教改运动的勃兴
与台湾教育直接相关，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氛围“绿化”是80年代后期以来的民间教改运动。1987年，台湾“戒严令”取消，而后逐步放开“党禁”“报禁”，长久以来在白色恐怖下隐匿的民间力量在台湾社会上开始展现。1989年1月，“动员戡乱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通过[46]，台湾各种民间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中，影响较大的民间教改组织有“振铎学会筹备会”（1987）、“教师人权促进会”（1988）、“人本教育促进会”（1988）、“主妇联盟教育委员会”（1988）、“大学教育改革促进会筹备会”（1989）、“振铎学会”（1989）、“澄社”（1989）、“台湾教授协会”（1990）、“救救下一代行动联盟”（1991）、“台湾教师联盟”（1992）[47]、四一○教育改造联盟（1994）等。
振铎学会的宗旨为研究改良教育理论与实务，并推广介绍之，并以促进教师进修、研究教育问题、改善教育环境为主要任务。振铎学会从1987年开始非正式运作直至目前有近三十年的历史，在访谈中有多个教授提及该学会。振铎学会负责人丁志仁后来被“九年一贯制”社会科课纲起草小组召集人黄炳煌先生邀请参与课纲起草。有位接受访谈的陈教授这样评价振铎学会及其会长丁志仁先生：
当时最有名的是“振铎学会”，创始人是丁志仁，台师大毕业的，是现任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当初中训导主任时的学生。他很厉害，很会游说，游说“文教立委”，是真正的民间学者。[48]
丁志仁在访谈中并没有正面回答九年一贯制社会科教科书是否“去中国化”的问题[49]，但对于“九年一贯制社会科为何讲台湾的多了很多，讲中国的少了很多”的问题，丁志仁先生是这样回答的：
但我觉得这只是刚好而已，怎么讲呢！我觉得是刚好而已。举例来说，我念书的时候，中国是一省一省教，那个省是国民党在大陆时期划的省，好像是1932划的。到“九年一贯”的时候，它是六大地区，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教。台湾也没有一个县一个县的教，台湾也是分四个地区，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教。那为什么讲刚好而已呢？教“中国”的话，可能用地区是恰当的，对中国有一个整体的概念。你教中国比教台湾详细，我觉得有点过了。你知道怒江、闽江，不知道淡水河、基隆河，是失衡的。所以，你现在调回来这个架构，中国分六大部分在教，符合同心圆的教学理念。“九年一贯”和“十二年国教”，重视前后衔接，不会重复教，不会假定之前没教过。这个情况下，中国部分的内容就少了。现在教得越来越多，越来越难，如果不压缩重复的，时数是不够的[50]。
作为颇有影响的民间教改人士，丁志仁看似没有主张“台湾国家认同观”，但对于教科书本土化，丁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他是教育本土化的支持者。
“台湾教授协会”[51]也是民间教改团体，他们认为，台湾的政治、法律、经济、教育、文化、环保等，皆已面临层层叠叠的危机，而“教育”成为造成层层危机的主要凶手来源。该社对台湾教育的观点是：“数十年来，国民党政权透过教育机器与大众媒体的垄断对台湾住民进行大一统中国意识形态的洗脑工作，已经造成台湾住民对国家认同的混淆，不敢承认自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从而影响到文化、经济各方面的发展。因而在对教育的行动上，深入教育领域去建立台湾的主体性与自主性，为‘学术自由’的奋斗，是其对教育的两大诉求[52]。”可见，“台湾教授协会”是一个有明显“台独”诉求的协会，他们也深度介入了中小学教育改革，影响了台湾教育的走向。参与“九年一贯制”社会科课纲起草的陈教授在访谈中讲道：
“台湾教授协会”有拉我参加，但我没有参加。我们教育界比较保守，他们比较“台独”。我跟他们讲，我不参加对台湾贡献会比较大。台湾教育界人士是比较“国民党”的，偏蓝的，台湾教授协会很“绿”，你站到他们那边，你在这边就会被“打死”，没办法开展工作。处于灰色地带反而比较有做事的空间。不过，也要有人冲在前面。要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声音。他们也很重要，他们吸收了反对的力量，相当于“为我们挡枪”。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变成激进的了，我们较为中立的意见就没人听了[53]。
台湾教授协会旗帜鲜明的“台独”主张恐难为多数台湾人民接受，但他们的声音特别大，又很容易被误以为可以代表台湾全体教授，所以对台湾“本土化”“独化”社会氛围的形成有不小的影响[54]。
1992年3月，台湾教师联盟由当时员林高中一位老师牵头创设。这是一个政治色彩鲜明的教改团体，在其成立宣言中即明确表达了“台独”主张：“我们是一群认同台湾主权独立的现职或离职中小学教师，在校园内，我们将本着谨慎的教学态度，从事培养‘新台湾人’的工作……在校园外，我们将推展一系列计划性的演讲，座谈及出版等启蒙工作……我们希望有幸扮演‘台湾国’园丁的角色，在独立建国的路上全力打拼。”[55]从宣言可以看出，该联盟的成员是中小学老师；活动范围不仅在校内（直接影响中小学师生），也在校外（间接影响校内师生和社会氛围）；目标是培养“新台湾人”，意图“独立建国”；活动形式为演讲、出版、座谈等，带有很强的宣传性。“台湾教师联盟”的行动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校园内，与国民党在校内争取教育市场。如以“台湾人”观点，解释国民党所编的“奴化教材”。每逢其认为的重要节日（如二二八、五二○农运），会编选教材为学生说明“真相”；推动“台语文运动”、母语教学；编选“台湾人系列教材”，为“台湾共和国”中小学教育的全面“台湾化”预作准备。二、校园外，从事宣扬“独立建国理念”的社会教育。例如，在东、北、中、南四区成立演讲团，持续举办“新台湾人巡回演讲会”（每年至少一百五十场）。透过报刊杂志宣扬理念，每两个月结集出版“新台湾人杂志”以及制播电台节目等。联盟于1993年和1994年举办两届“师院生夏令营”，期能于师范院校准老师的心田上洒下“台独”意识的种子[56]。
“教师人权促进会”具有反“党化教育”、反国家政治力干预教育的意图，致力于推动教育的解严与民主化。他们主张废除大专院校中军训教育、“国父”思想、三民主义、中国大陆问题研究等思想课程[57]。该会会长台湾师范大学著名教授林玉体在其2003年出版的《台湾教育史》自序中明确提出“台独”的教育主张：不管是有形的学校教育，或是无形的社会教育及生活教育，长期以来，台湾子弟的心目中因教育措施而产生的理念，皆无台湾是个“国家”的想法……四百多年来的文字史所显示的，台湾在政治上并非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因而在课程及教科书内容上，台湾学童及成人所念的，就是台湾为荷兰、西班牙、明郑、大清、日本和中国所管辖[58]。林玉体认为台湾必须进一步推进教育民主化和本土化，摆脱“殖民地身份”，争取早日“独立建国”[59]。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有不少民间教改团体有教育本土化甚至教育“台独”的诉求。那么，这些民间团体对台湾教育改革的影响有多大呢？1988年和1989年，台湾举行了两次“全国民间团体教育会议”，吸引了大量媒体和普通民众对教育问题的关注。“民间结合”、对抗“官方”的教育改革意识与逻辑由此萌芽[60]。1994年4月10日，台湾爆发了由210多个关心教育改革的团体参加（包括幼教团体、教师团体、学社社团、文教团体、宗教团体、社区组织、社会团体及政治团体等），参与者来自各行各业，人数达近万人的“四一○教育改造”大游行。这是台湾民间教育改革史上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社会运动[61][62]。游行结束后不久即成立了由各个团体组成的“四一○教育改造联盟”，形成合力向当局施压以推动教育改革。因应民间团体的诉求，1994年9月，台湾“行政院”成立由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作总召集人，成员来自当局和民间，包括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民意代表，跨“部会”的“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负责教育问题的审议与诊察。1994年，台北第一次市长民选，当选人陈水扁的“市政白皮书——教育部分”完全为民间教改人士的构想。参与规划的有丁志仁（振铎学会）、林玉体（教师人权促进会）、张则周（四一○教育改造联盟）、李美玲（主妇联盟）等[63]。在“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向“行政院”提交的“总咨议报告书”中言明，民众关心教育的程度日益增强，民间的教育改革团体亦日益增多，在显示民众对官方的教育决策与作法有不同意见，今后政府进行教育改革，必须虚心听取与采纳民间的意见”[64]。在“国民教育阶段九年一贯课程总纲纲要”起草小组31名成员中，就有多位成员来自民间团体，如，私立学校的李珀、吴明锦、廖木泉，家长会的包崇敏，教师会的杨益凤，企业界的詹仁道，文化界的殷允凡[65]。“九年一贯课程（社会学习领域）”课程纲要起草小组成员丁志仁、马凯（中华经济研究院）也来自于民间组织[66]。
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对于民间教改团体的乡土教育诉求也给予了积极回应。1993年3月16日，“教育部长”郭为藩表示将全力支持母语教育。1993年4月1日，郭为藩表示“国家”应鼓励各地方言之保存，强调今后将改变“一语化”政策，扶植并尊重各族群文化，推行母语研习活动。4月3日，郭为藩又表示在不妨碍“国语”推行前提下，将以选修方式学习闽南语及客家话，以保存族群文化[67]。
综合分析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期台湾的民间教改运动，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各种教改团体层出不穷，数量极多，大量中小学教师、大学教授、家长卷入其中；二是主要诉求为教育民主化、法制化和本土化，有不少团体直接打出“台独教育”的口号；三是在1990年代中期，民间教改团体走向结盟，社会影响极大，推动了台湾当局的教育改革，包括教育本土化（参见表5.1）。
表5.1 “解严”后台湾民间教育改革运动大事记
综上所述，台湾意识的兴起、民进党“台独”政治宣传、民间教改运动的勃兴促成了台湾岛内社会氛围的“绿化”。1993年版，尤其是“九年一贯制”社会科课纲（课标）和教科书的编写正值台湾“本土化”“独化”社会氛围最为浓厚的时期。在访谈中，多位课纲起草小组成员、教科书编写者、出版社编辑强调社会氛围对他们的工作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68]。试想一下，在90年代末期，“九年一贯制”社会科教科书又如1975版或1993年版一样的“中国化”，民间教改社团、民进党又作如何反应呢？所有参与新版教科书编制的工作人员难免不受到所处政治、社会环境的影响，尽管“台独”“本土化”未必能代表台湾的多数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