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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会为自己留一些想象空间，它们的存在证明了人性对未知和谬误无法遏制的兴趣。如果哈里特不着急的话，甚至哈里都会花上五分钟时间研究投机性质很浓重的神学[1]。
彼得·克劳不会为家里有丹齐尔·坎特科特这样一个房客而感到不快，尽管坎特科特不谙世事，但至少生活态度还算不错。彼得·克劳对丹齐尔·坎特科特只有一个满意的地方——为此他对坎特科特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敬意。当他和坎特科特讨论现实的时候（他每天平均会和坎特科特聊上两次）往往什么也讨论不出来。不过没关系，他知道坎特科特是个诗人。
他又自顾自继续着刚才的话题。“只有像你这样的人才追求美，而对于老百姓来讲，现实生活中面对的问题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大部分人只看眼前，你们这些诗人就靠边站吧！我们想要的是真实而又有用的东西，判断它的唯一标准是这件东西是否能给这个社会带来好处。事物能否存在，能否长久皆应遵循这个标准。”
“有益于社会！”丹齐尔学着克劳的腔调讥讽道，“什么叫有益于社会？个性是最重要的，必须把伟人列在老百姓之前。不然世界上就不会有伟人了。没有伟人，何来艺术？没有艺术的生活难免会有缺憾。”
“是呀！不过我们会用面包和黄油把你的那点缺憾填上的，”彼得·克劳说。
“就像你说的那样，艺术就是被面包和黄油这类东西扼杀的，”丹齐尔·坎特科特愤慨地说，“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一开始都喜欢在绿油油的草地上追逐着蝴蝶，但到了后来，几乎所有人都会转过身来——”
“去地里搞些吃的，”彼得接过丹齐尔的话头，手里仍然在忙着他的活计。
丹齐尔的眼神里流露出愤怒的光芒。他甩了甩头上的长发，生活对于他来讲是十分严肃的，他才没时间跟别人开玩笑呢！
对天才为什么会留长发这个问题通常有三种解释：首先他们可能把头发会长长这点给忘了；其次是他们比较喜欢留长发；第三种解释可能有点牵强，有些人说艺术家留长发完全是为了省钱，因为长发可以和帽子一样为人遮风驱寒。
鉴于天才的特殊性，你有可能只因身上少带了两个便士便获得这样的雅号。丹齐尔从来没有出现过经济方面的问题，他凭着相貌总能在店家那里得到赊账的优惠。因而当街道上的流浪汉吵着叫他去剪头发的时候，他们并不真是为了理发店的营业额着想。这些闲人有什么理由要提高理发店的收益呢？丹齐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根本不是想给理发师帮忙，而是出于对新生事物的厌恶。丹齐尔混得不错的时候曾经做过编辑，在那些日子里他也不曾想过要去剪头发，在他看来这就和人不会去吞糨糊一样自然。在参孙[2]时代以后，头发就不再有力量了。不然，丹齐尔就会是一个大力士，而不是我们面前这个瘦高、神经质、易受刺激的男人了。他胡子拉碴的，衣服上到处都是褶皱，靴子蒙了一层灰，帽子上也全是尘土。这就是我们那位崇尚美丽的诗人的形象。
彼得·克劳被丹齐尔对轻率言行的谴责所打动，他马上回到了正题上。
“我是认真的，”他说，“蝴蝶对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没有益处，毛毛虫至少还能让小鸟打上一顿牙祭呢！”
“彼得，这话也只有你会说。”接着他脱下帽子，向走过来的克劳夫人行了个礼。“夫人，早上好！”
克劳夫人哼了一声，恼怒地看着丈夫。克劳先生装模作样地缝着鞋子，试图不去理会自己的妻子。他不安地在凳子上挪动着身体，仿佛感受到了妻子的怒气。克劳夫人尖利地咳了一声，克劳先生抬起头来，看到妻子正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自己，他无助地向妻子摇了摇头。即使克劳是站着的，克劳夫人在他面前也会有一股居高临下的气势，但实际上她比丈夫还矮了半公分，这真是一种奇特的景象。
“克劳先生，”克劳夫人故意提高了声调，“我要告诉他喽！”
“亲爱的，别这么着急，”彼得无助地对妻子打着马虎眼，“还是我来说吧！”
“我已经给你留的时间够长了，可你却什么事也没干。如果让你去向一群愣头愣脑的人宣讲进化论和上帝创世纪的关系，或是其他《圣经》中死去人物的传说，尤其是其中那些自相矛盾的说法，你倒是真能说啊！可一涉及孩子们的生计，你却像灯柱一样杵在那里，什么也讲不出来了呀！这里有个人跟你一起住了好几个星期——吃你的喝你的，一点钱都没有付——”
“好了，好了，孩子他妈，别再说下去了，”可怜的克劳先生脸红得跟炭火似的。
丹齐尔好像大梦初醒一样，“克劳夫人，你说的是不是我？”
“坎特科特先生，我还能说谁？你已经在这儿住了七周了，可我连一个便士都没见过——”
“亲爱的克劳夫人，”丹齐尔把纸烟从嘴边拿开，吐出一长串烟圈，“这完全是你的疏忽，为什么要把责任推到我头上？”
“我的疏忽！说得倒好！”
“可不是，”丹齐尔的语气变得更为尖刻。“如果几周前把账单给我，那你早就收到钱了。你怎能指望我去记住那些细枝末节呢？”
“这里可没那么高档。租客应该自觉地付钱——我可没什么账单给你。”克劳夫人在说到“账单”这个词的时候加重了语气，言语中流露出确定无疑的讽刺意味。
彼得拿起小锤向鞋掌上敲着钉子，仿佛想盖过妻子的声音。
“如果你想知道该付多少钱的话，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一共是三英镑十八便士，”克劳夫人没有理会丈夫的行动，继续说了下去。“在迈尔恩路你可找不到比这更便宜的房子了。如果你碰上别的房东，一块四磅重的面包就要收上你四便士。每周一早上天还没亮，她就会跟在你的屁股后面催要房租了。承蒙你的关照，现在孩子们的鞋子破了我都没法给他们换，每周还要交给学校七便士。再说，圣诞也快到了。”
彼得在听到最后一点时脸抽搐了一下。他觉得圣诞节好像已经提前来临了一样。他和妻子在免费教育这点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彼得认为既然他们把九个孩子带到了世上，那么每周为每个上学的孩子向学校付一个便士就是合理的。而他的妻子则认为，正因为孩子多，政府才应该减免他们的学费。只有孩子少的家庭才有浪费的理由。对于一个在迈尔恩路上修鞋的无神论者来说，能够灵活运用的也只有这笔费用了。这是一个良心的问题，实际上克劳夫人从没真正向学校要求过减免学费，虽然她经常会把这口气出在孩子们头上。他们挨打已经挨惯了。当不挨打的时候，他们就相互扭打在一起。他们是聪明却毫无教养的一群小无赖。老师和父母都对他们头疼不已，他们却像街上那些乱窜的老鼠一样，整天无忧无虑的。
“又在提学费！”彼得恼怒地叫嚷着，“坎特科特先生没有理由为我们的孩子负责。”
“克劳先生，我当然希望不要发展到那个局面，”克劳夫人尖刻地说。“我为你感到羞耻。”扔下这句话后，她毅然决然地离开店堂，向后面的起居室走去。
“别担心，”彼得大声安慰着离去的妻子。“孩子他妈，不必为钱发愁。”
下层社会习惯于把老婆称为孩子他妈；而在相对比较上流的社会，男人们则称呼其为“妻子”。这就像说“股票市场”或是“泰晤士河”这些约定俗成的名字一样，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男人在提到家里的事情时，通常会产生一种难以启齿的感觉。
丹齐尔揿灭了手中的烟蒂，脸上毫无愧疚之意。彼得弯下腰，继续关注于自己的工作，他急促地用钻头钉着鞋掌。两人谁也没有说话，一个流浪艺人在店外的街上旁若无人地演奏着华尔兹，他发现没有人理会自己，于是悻悻地离开了。丹齐尔又点燃了一支烟，墙上那只表面非常脏的钟此时敲了连续十二响钟声。
“你怎样看待共和主义？”克劳问。
“那种低级的玩意，”丹齐尔轻蔑地哼了一声。“如果连君主都没有了，那哪儿还有权威可言？”
“你说什么！你能看见维多利亚女王的权威吗？”
“彼得，你是不是想把我赶出去？你真应该把要账这类的繁杂琐事都留给脑瓜里只想着家务的女人们去干。要我说，共和制度是种非常低级的东西。柏拉图的共和国里从来就不允许有诗人存在，共和制社会里没有适宜诗人发展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