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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这种和平与独立并没有持续太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激进的克什米尔独立运动兴起，这伙人多是极端穆斯林。它的任务便是种族清洗，这次民族冲突大爆发致使一九九〇年大批克什米尔印度人被驱逐，约有十五万印度人被迫流亡，也有一些人留在了被死亡阴影笼罩的谷底。如今，克什米尔谷底的印度教教徒仅剩几千人。
维姆在美国出生，对这些事本来并不了解，美国学校的历史课也很少涉及这些问题，但爷爷很了解印度的独立运动、强奸和谋杀以及大逃亡历史，所以维姆对这些历史也算了解。父亲常用这些话题教育他和桑尼。在大逃亡发生时，父亲已经来到了美国，但是他的很多亲戚不得不抛下一切，背井离乡，只为到污染严重、人口密集的首都新德里安身立命。几位年长的阿姨和叔叔很早就去世了。父亲认为，都是因为这次长途跋涉的迁徙。
他对所有穆斯林怀着深深的恨意。
比如阿黛拉·巴杜尔——若是父亲知道阿黛拉的存在，他根本不会在乎巴杜尔家族是否比他更早就来到了美国，不在乎巴杜尔的先祖们是不是与谷底的激进穆斯林毫无关联，不在乎信仰是否温和、是否拥有世俗的世界观，不会在乎印度的穆斯林现在也遭受了数量众多的印度教徒的报复。
不，父亲不会这样想。
讽刺的是：他父亲最终还是放弃了自己的坚持，勉强允许儿子娶自己心仪的印度女人结婚。不过他时不时地就会提起，莫卧儿帝国最著名的统治者阿克巴大帝都喜欢娶克什米尔女人为妻妾，因为她们的美貌。
最终，在母亲的大力游说下，维姆的父亲接受了非印度裔的儿媳。
但是一个穆斯林女人？
想都不要想。
如今，一个穆斯林出现在了格林尼治村，一边喝茶一边描绘着人类的心脏，也偷走了维姆的心。
维姆此刻转过身，看着阿黛拉，后者依旧靠在车上，抱着双臂。
阿黛拉又说了一遍：“你必须告诉他。”
我试过了。维姆·拉赫里想。结果就是他把我当成囚犯，关在了地下室。
维姆说：“你不了解他。”
“我是个穆斯林，维姆。我知道父母是什么样的。”
寂静弥漫了整个车库，又被骤然传来的雨声打破，屋顶没有隔温层，所以雨声很大。维姆抬头，看见了一个废弃的鸟巢。
阿黛拉有些无奈地看着他，说道：“做你认为必须去做的事情吧。我还要在纽约留三年。在那之后是实习期，实习期时间比较灵活。也许那时候我就可以去加利福尼亚了。但这三年，我必须留在这里。”
她说得已经很清楚了，并不是在威胁他，绝对不是。阿黛拉从不会威胁他。她只是简单而冷静地陈述了一个他们无法否认的事实：三年间什么都可能发生。
“你是要离开的，是吗？”
维姆点点头。
阿黛拉闭上了眼睛，用力抱紧了他。“你有钱吗？”
“有一些。”
“我有——”
“不。”
“可以借给你，我在格兰岱尔有一个熟人。”
“那是哪儿？”
阿黛拉笑了：“洛杉矶，你认真做做功课。她在纽约大学教过一年书，她和她丈夫人都很好。你在这里等我，塔利亚还在家。”
阿黛拉的父母并不知道她在和维姆交往，但她和妹妹很亲近，他们三个曾经一起看过几场电影，还偷偷摸摸吃过几次饭。几个人很低调，都知道最好不要被认识的人看到。
维姆注意到了工作台上放着阿黛拉的手机、车钥匙和钱包。他想到了一个主意。他可以借阿黛拉的车，开去一个有火车站的郊区小镇，比如韦斯特切斯特，然后把车留在那里。阿黛拉可以坐火车去那里把车开回来。而他可以在那里乘火车去美国铁路公司的火车站，前往奥尔巴尼，然后再换乘，一路向西。
维姆将阿黛拉的车钥匙装进了口袋，她会理解的。
这时，他停住了动作。他听到有一辆车驶向街边，然后刺耳的刹车声响起，接着引擎声消失。维姆向外看，却并没有看到车。
没事的，他敢肯定，这应该是附近的邻居。他又一次想起，凶手能找到阿黛拉家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他倚在工作台上，等着他的朱丽叶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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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这个时候？
阿黛拉回到房中，走上楼梯的时候想，她理解维姆想要逃离父亲的心情。正如阿黛拉所说，她自己的父亲也有点令人难以忍受。但奇怪的是，在一个男性为主的文化背景下，阿黛拉的母亲才是婚姻中强势的那一方（这与维姆的印度家庭完全相反）。毕业后，阿黛拉打算找一家离母亲远一些的医院实习。
但也不会太远。也许是康涅狄格州，或者长岛。
阿黛拉·巴杜尔喜欢秋天的落叶美景，毫无道理的喜欢。
这是她愿意去的最远的地方了。
加利福尼亚？当然不可能。
那里也不适合维姆。不过她想也许这样也不错，让维姆现在就离开，去西海岸住一阵子，直到他们抓住那个疯子。
阿黛拉看了一眼客厅，塔利亚坐在沙发上，十岁的小姑娘穿着一件《飞哥与小佛》[1]的T恤和牛仔裤。阿黛拉忍不住微笑。女孩儿一边在手机上打字，一边戴着粉色的头戴耳机听手机里播放的音乐，同时，还三心二意地静音看着迪士尼频道的动画片。
阿黛拉来到二楼，走进自己的房间，看了一眼墙上的海报：一张元素周期表，每一个元素都由某个日本动漫角色代表，水冰月代表“氢”、贝吉塔代表“”。她曾在网上看到过一张类似的，于是自己创造了这张周期表。她忽然笑起来，想到初中时和母亲的争吵。她想打印几张男孩乐队的海报贴到墙上，其实她并不喜欢那些乐队里的男孩，也没听过他们的歌，只是单纯想反抗母亲。
我那时可真是太“成熟”了，她感叹道。
阿黛拉从文件夹里拿出了支票簿，呆坐了一会儿。她的银行账户户头不小，她从高中开始就做了很多兼职。尽管医学院的学费高得离谱，但学生贷款承担了大部分费用（还款的日子还有几年）。她看了一眼余额，叹了口气，给维姆写下了两千美元的支票。
她将支票扯下来。撕纸的声音忽然有些令人不安，像是做外科手术时的声音。她想起了维姆的伤势，他还拒绝去看急诊。
阿黛拉再次叹气。
她下楼来到了厨房，向后门走去，就在这时，听到了熟悉的“咔嗒”声。
前门打开了。
糟糕！肯定是母亲提早回来了。但是为什么从前门进来？她应该会把车停在小巷的车库旁边。
阿黛拉走到厨房门口，偷偷张望客厅里的动静，随即僵住了，无声倒吸了一口气。
一个男人，穿黑色外套，头上戴着滑雪面罩，右手还拿着一把壁纸刀，正在四下张望。他看到塔利亚了，并快速从女孩的身后靠了过去。
不！不要！
阿黛拉转身，环顾了一下厨房，随后跑向岛台。片刻后，她手握一把十英寸的切肉刀几步奔向客厅。阿黛拉盯着那个男人，目光如钢铁一般坚定而锐利。
男人讶异地眨了眨眼，看着阿黛拉手中的刀，微笑道：“啊，小东西，原来你才是老大，阿黛拉。”
他就是那个凶手。
“还有小可爱塔利亚，小崽子们。”
见鬼了，他是怎么知道她们的名字的？
“你要做什么？”阿黛拉语气镇定，实际上，她一点都没觉得害怕。她告诉自己，这男人就是一块感染组织，一段破裂的血管、碎裂的骨头，只不过是个有待解决的临床医学问题罢了。
男人走近，阿黛拉将刀提到腰部的高度，刀刃朝上。这是她在一部间谍影片里学到的。
杀手再次眨了眨眼，停住了动作。
他的左手从口袋中拿出了一把枪。
阿黛拉出现了一瞬间的慌乱，努力镇静下来。她看着凶手，忽然微笑：“你开枪，附近邻居都在家，他们会听到，你会被捕。”
男人对着塔利亚的方向点点头，后者还沉浸在像素和数字影音的世界。他说话带着奇怪的口音：“她在听什么？现在小孩听的音乐都是些没用的垃圾，你不觉得吗？我喜欢弦乐，悠长的号角声。你懂的。”
“你想要钱吗？想要电视机？”
杀手看了一眼电视：“六十英寸的电视机？真不错。你能帮我把它搬到车上吗？谢谢你，小东西。不，不对，你知道我想要什么，而且你现在就要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