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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顺手倒没觉出什么，顾自地说：“我一眼就看出他是你和范保管的儿子，那眉眼像从你们脸上描下来似的。我上去就问他：你是范保管的儿子？他说是。我问他叫啥名？他说叫范小强。我说，没到你妈那看看去？你妈在一号梯上呢！他还没明白，愣头愣脑地说，我妈在哪儿？我拍拍他说，一号升降机呗！你这个小四眼儿，是小书呆子吧，你妈在哪儿你都不知道？！往那边看，你妈不正在那个货梯里吗？！你儿子还说：我妈哪能在这开货梯呢？正说着，范保管就过来了，把他领库房去了。”
底下又在敲管子叫货梯，她得救般地快速沉下去，心里有点儿像吞了苍蝇！
三
从捏根钩针坐在家里钩毛活儿，到走进大工号，操纵一个将爬升几十米高度的升降机，廖珍曾惶怵得有点儿失控。
她第一次戴上安全帽，坐在斗子里的铁椅上时，手抖得差点痉挛，那颗心跳得就像要从嗓眼儿里蹦出来。升降机内外的电机、大线、配电箱什么的，她一见着就蒙了。操作斗和上料梯又是隔开的，操作斗被透明的有机玻璃封闭着，单独悬在料梯的外边，就像烫伤的脸上鼓出的一个水泡。这个鼓出的水泡，不停地上上下下，谁乍坐进去都会顿生一脚踩空的恐惧。水泡似的斗子又太小，坐在里边，蛋壳包小鸡那样，胳膊腿都得蜷着，仿佛伸个懒腰都能把壳子挣破几瓣。那天廖珍兜里揣着买来的准驾证，窝进水泡里，一想到要担负建筑这座大厦的工料运送，就觉得这不光是拿一个大工号开玩笑，也是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其实，试车时货梯里并没有运料的民工瞅她，只有机修工小炳在调试，外加范保管陪着。小炳叼着范保管给他的香烟，眼睛在袅袅的青烟子里眯缝着，一会儿拧拧这，一会儿调调那，压根儿就没发现窝在透明斗子里的这位“嫂子”正筛糠。他简明扼要地向她进行操作交代：将手柄往前推是上升，往后拉是下降，松在中间，咯噔一声就停车。廖珍战战兢兢地试了一下，手柄果然特别灵敏。于是小炳的调试就算完成了。他一拍范保管的肩膀说，你再陪嫂子空车遛两趟，就可以上料了，说完挎上工具包就撤了。老范早发现她瑟瑟筛糠，可他不安慰也不鼓劲，只是比小炳更细致入微地给她上技术课。干过工厂机修的老范，由于对机械原理的触类旁通，再加上他私下买了证后，就有意地跟着小炳熟悉这架机器，心里早已有谱。他倚着斗子的门框，一再念叨着一开一停的程序，训练廖珍操作：把住手柄，往前推，上升；往后拉，下降；松在中间，停车。几次上上下下过后，她的手和心稍稍稳当下来。老范指着斗子外边那根黑大辫子似的粗电缆说，这根大线是升降机正常运行的保证，你只要看管好大辫子别跳出那个环形的线圈，以免被什么刮碰，就没问题。他陪她空梯跑了半个钟点，廖珍觉得能独立了，这才放老范离开。几天下来，她已觉得运行自如了，甚至在众多民工那颇带几分谦敬和艳羡的眼神里，坐在斗子里的她竟品出几分风光和过瘾。从货梯上下来去打饭，脚下还像年轻人那样蹿Q几下。就是在脚下忍不住蹿Q的那个时候，她和范保管就有了亲密的第一次。
大楼长多高，升降机就随着长多高。升降机长高，本应由厂家专业人员来接升降轨。但工号承建方为了降低工程成本，就自行安装。每节都由架子工先在机轨外围搭架子，再由机修工小炳他们一节一节地接轨道。升降轨不停地向上延伸，架子就得不断地往起搭。所以那些猴爬杆儿就老是在廖珍的跟前忙活。
升降轨往八楼延伸的时候，正赶上旺桩子和吴顺坡搭架子。旺桩子和吴顺坡都怀着一肚子心思，一个想着除草剂，一个想着假种子，虽然手在插架子管儿、拧销子，心思都在家那头。精力不集中，架子起得就不顺，该拉网的地方没及时拉，该拧卡扣也不及时拧。活干得不规范，一个松在那儿的架子管儿就脱了裤儿，从上面掉下来，当的一声正飞在廖珍的斗子顶上，吓了她一大跳。廖珍停车将头探出小拉窗，朝上叫道：“谁呀？差点把顶棚砸漏，吓死个人！”小炳不高兴地对他俩摆摆手说：“下来下来吧，一早儿起就见你俩像哑巴痨子似的。接升降轨马虎不得，弄不好会出大事，机毁人亡知道不？！得得，我找你们工头换人去！”小炳撵走了他俩，换来的是吴顺手和吴青苗。
俩人一上一下盘在杆儿上，吴顺手对廖珍说，我和青苗子搭帮儿干，保你一百个安全！廖珍对架子上的两个男人说，我怎么觉得，到了工号里，你们算是进城了，我倒是下乡了。整天就听你们絮叨张家种子假了，李家化肥缺了；东头狗咬人了，西头鸭子丢了，好像工号里冒出个小羊栏寨，都让青稞子味和柴火味呛着了！两个男人不知这是好话还是坏话，一时翻着眼不知说啥好。
升降轨接上去了，中街的人海就蓦地闯进眼底。这本来再熟不过的一条街，一经看到它沉在自己的鼻子底下，廖珍竟觉得这街怎么变得不真实了：人挤人，人挨人的图景，像电脑制作的一样。这电脑制作般的人流，带着细细碎碎的人喧声，向两旁一涌一涌，涌得一溜楼脚也像电脑制作的动画那样，晃晃荡荡。随着楼层的长高，她一会儿蹿上半空，五红六绿的街景裹着通明瓦亮的光感，唰地晃疼两眼；一会儿又沉落谷底，泥海沙山的工区又让她面前顿时一黑，上去和下来在感官上的反差越来越大，这种一明一暗地不停转换，感觉有点儿像做梦。
吴顺手在高处看到这街景，就一遍一遍地问：“廖姐，今儿个又是啥日子，人咋又厚成这样？”
这个话题能引来廖珍的许多话。廖珍从小就是逛着中街长大的。年少时，因为爱摩登而爱中街，因为爱热闹而爱中街。后来，因为生计而爱中街，有些时候还因为无聊而爱中街。那个光陆电影院是她和罗大个儿第一次看电影的地方，那个长江照相馆，是她和罗大个照结婚相的地方，那个肯德基是给女儿买过炸鸡腿的地方，还有买过金戒指的地方，给父亲买过寿衣的地方，丢过钱包的地方，与人吵架的地方，抢购便宜货的地方，一遍遍等过派单的地方……许多地方和她的年轮叠印在一起，给了她无数快乐的记忆，也给了她无数痛的记忆。可是在外乡人面前，快乐与痛她都包在心里。中街是沈阳人的拥有，她只像亮自家的家底似的述说中街一贯的繁华与兴旺。这是她的档次，与外乡人不同的标志。
吴顺手很羡慕城里人。可这大工号虽在这么热闹的中街上，眼前却除了乡下人还是乡下人，他们只是听到中街的声息，却一点都摸不着碰不着。只有廖珍才是中街的主人。因此在吴顺手的眼里廖珍就是“城里”。她大热天戴口罩很城里，搬手柄的手腕上环着珠链很城里，称他为“吴师傅”，称小豁嘴子为“小孙”很城里，有时她在货梯上一惊一乍的，在他看来都很城里。他看了一眼廖珍，她头上不知什么时候换了一顶红色安全帽，眼睛被刺了一下，这颜色也百分之百的城里！
而他的帽子却是黄色的，上面还炸了几条裂纹。他脸上现出些不悦的神情，还长吁短叹一番。他最近对头上的安全帽厌恶到了极点，要不是不戴安全帽就有罚款跟着，他早就把它撇了。不管别人的话题顺不顺道，他一杠子插进去，三拐两拐就扯到安全帽上，好像得了癔症似的：“廖姐，你看我这顶帽子，质量太差，三碰两碰就裂成这样！我想弄顶你那样的，你得帮我这个忙！”
廖珍知道他的意思。在工地上，人人都戴安全帽，可帽子和帽子却不同。首先那帽子的颜色就不同，红、黄、蓝、白、紫各色帽子，不仅标志甲乙两方，还标志着不同的工种。一眼望过去，民工黑压压一大片，谁是干啥的，人不说话，帽子却会说话。看颜色，大体就能一目了然谁是吃哪路饭的。在众多的颜色里，黄帽子最多，质量也最差。这种帽子用手一掂就知是糊弄人的玩意儿，又薄又轻，经不得磕碰，帽子里边也没布衬，戴着它，硌得头皮疼。黄帽子都戴在搬石头、运沙浆一类的力工头上，哪儿有粗活，哪儿就黄亮亮的一片。物随人贱，黄帽子成了工地草根层的象征。架子工人数少，占不上单独的颜色，工头派帽子时就只得让架子工屈就了力工的黄帽子。红色帽子的情形就大不同，因为它是甲方员工使用的颜色。帽子的硬韧度好，帽体的棱棱角角都透着精致，里边还带一圈海绵厚衬和帆布帽托儿，戴在头上通风透气，松紧可人。凡碰到西装革履的管理层到工地视察，头上都是清一色的红安全帽。就凭这些，红帽子的档次不言而喻。有次小吴牛来了信，他们等不到下工，吴青苗就给大家读起了信，正听得聚精会神，一顶红帽子在旁边一晃，就像油锅里崩进了水星，几个头扣头听信的人，都吓炸了。可仔细一看，这人竟是更倌褚胖子。老褚笑嘻嘻地说他不过借了顶红帽子，混进来要点散水泥，回家堵耗子洞，倒把几个老乡吓成了耗子炸营儿。红色安全帽连着权贵和地位。即便你是一个小工，一旦你捞着一顶红帽子戴，也会被认为你有过硬的门路，会另眼相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