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和我们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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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在自然科学中，我们可以通过可重复的人工方法得出结论，这种结论适用于整体，而不仅局限于哪个单独的个案。但在社会科学中却几乎不能这样。因此，在社会科学中，我们便常常求助于所谓历史的和比较的方法。这类方法假设有同一的人性，并且因为这种同一的人性，人类面对类似的社会条件时，就会产生类似的社会现象。我们把这些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彼此独立但又互相类似的社会现象联系起来，便会发现那些据以进行概括、提供分类概念以及社会学规律的，出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相似性。曾任国际社会学学会主席的路易斯·沃斯教授成功地运用这种方法写作了《少数民族聚居区》一书。本书也将采用这种方法。
儒学在中国的统治长达两千余年，在与它有关的那些卷帙浩繁的文献中，只要选取得当，肯定会有足够多的彼此独立却又相类似的历史事实，作为进行社会学概括的基础。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历史事实实在是多不胜举，所以我们将只讨论那些较为典型的例证。同时，为了使我们的结论更令人信服，我们还将在可能的情况下，试着将这些事实与其他社会和文化的历史事实相比较。
用这种方式来研究儒学统治，可以揭示驱使人们采取其所作所为的行动的纷繁微妙的利益机制。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同样的社会状况存在，与之有关的利益群体就会像皇室和儒生在中国所做的那样，以同样的方式去获取、维护和增加他们的既得利益，而结果则是社会变迁的机会被降到最低点。这使我们的研究可以进而揭示：不仅在中国的儒学统治中，而且在一般意义上，统治阶级各个组成部分的相同或类似既得利益，是如何构成对社会变革的强大阻力的。
另外需要提到的是，为了不使本书的注太多，文中涉及的那些人们如此熟悉、似乎成为常识、而其确切性已被广为接受的事实，将不注明出处。
【注释】
〔1〕关于谁是六经的作者，持不同观点的两派学者之间的争论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一派认为是孔子，而另一派认为是周公。约从30年前开始，在胡适的鼓励下，一批现代学者在顾颉刚的领导下对中国古代历史进行了一番相当有分量的研究。他们的大多数结论得到广泛的承认。他们发现，六经是结集起来的、孔子以前就有的古代零星文学作品、政府报告和文书、礼仪记录以及卜辞等。见钱玄同：《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见顾颉刚编：《古史辨》第1册（译者注：原书用北平普世书局1926年版，中译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版查正。下同），中编，242页。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译者注：原书引自北平：亨利·维奇1937年版的德克·博德英译本，中译引自中华书局1984年版，下同），上册，第1篇，第4章，68～70页。
〔3〕顾颉刚发现孔子与六经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是汉代儒生们努力的结果。见罗根泽编：《古史辨》第4册（译者注：原书用北平普世书局1933年版，中译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版查正。下同），“顾序”，xi页。
〔4〕在这里引用浩繁的有关谁是《论语》和《孝经》作者的争论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根据现代学者们的观点，《论语》作为一部专著而得名，可能开始于汉武帝时期的孔安国用它来教他的弟子。参见孙世扬：《论语考》，见罗根泽编：《古史辨》第4册，上编，89～94页。而《孝经》无疑是汉代的儒生所作。参见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见顾颉刚编：《古史辨》第5册（译者注：原书用北平普世书局1935年版，中译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重印版查正。下同），上编，70～80页。
〔5〕司马迁：《史记》（译者注：原书用上海同文书局1885年版，中译据岳麓书社1988年版查正。下同），卷121，869页。
〔6〕旧式学者们认为曾子与《孝经》的写作有关，而且曾子和子思还是《四书》中《大学》和《中庸》的作者。但是现代学者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只承认曾子可能与《中庸》一部分的最初写作有关。见罗根泽编：《古史辨》第4册，上编，141～184页。
〔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485页。
〔8〕索尔斯坦·维布伦：《既得利益》，100页，纽约，B·W·许布施·麦克姆尼克斯，1919。
〔9〕威廉·F·奥格本：《社会变迁》，169页，纽约，瓦伊金出版社，1938。
〔10〕从这个意义上说，主张君主专政的法家也是同样有用的。但是，由于其他种种原因，秦朝重法家却二世而亡，给了儒生们以重要口实，去说服汉朝的统治者们贬低甚至取消法家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