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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的制度化

书籍名:《中国的儒学统治》    作者:刘绪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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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的开国之君宇文泰是一个笃信儒学的人。他看到自曹魏以来,佛、道及风雅文学过于泛滥,造成了统治阶级的衰弱、腐败直至最后崩溃的历程;而这一切,都应归咎于一个失控的士族阶层。所以,当他还是西魏宰相时,就起用一位博学的儒生苏绰,帮助自己实施旨在恢复儒学统治的一系列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在挑选政府官员时,不以门第为标准。由于痛恨当时的浮华文风,他利用皇帝当着满朝文武举行宗庙祭祀大典的时机,命苏绰以皇帝的名义写了一篇大诰。这篇诰文风格质朴、简明,自此以后为文人们竞相仿效。〔2〕他死后,其子宇文邕曾颁布诏书:“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其还俗,并禁诸淫祀,非祀典所载者尽除之。”〔3〕

这样,他们父子为儒学统治的重建奠定了一块巨大的基石。此后直至北周为隋所代,再无任何进展。虽然隋朝统治中国只有37年,却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它废止九品中正制,开创著名的科举制,对儒学重建贡献极大。在其开国之君文帝(581—605)统治的第九年,下诏学习经书,兹摘录如下:

往以吴越之野,群黎涂炭,干戈方用,积习未宁。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僚,澡身浴德,开通耳目,宜从兹始。丧乱以来,缅将十载,君无君德,臣失臣道,父有不慈,子有不孝,兄弟之情或薄,夫妇之义或违,长幼失序,尊卑错乱。朕为帝王,志存爱养……使不轨不法,荡然俱尽。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专行。禁卫九重之余,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军器,皆宜停罢。……武力之子,俱可学文。……有功之臣,降情文艺,家门子姪,各守一经,令海内翕然。〔4〕

他不仅想要这些军事上的功勋之家信仰儒学,从而忠实顺从,而且想要那些成长为儒生的人真正倾注毕生精力于经学研究。故而诏书中又说:

京邑庠序,爰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有灼然明经高第,此则教训不笃,考课未精,明勒所由,隆兹儒训。〔5〕

13年后,他认为民间还可能有一批才智之士未受到上述诏书的感召,因而可能在儒学之外寄托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他再次颁布诏书:

至于闾阎秀异之士,乡曲博雅之儒,言足以佐时,行足以励俗,遗弃于草野,湮灭而无闻,岂胜道哉!……其令州县搜扬贤哲,皆取明知今古、通识治乱、究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举。限以三旬,咸令进路。征召将送,必须以礼。〔6〕

为了使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回到儒学上来而制定的这项儒化知识分子阶层并恢复其统治地位的政策,由隋文帝之子炀帝(605—617)进一步加强了。他为此做了两件事:其一是赐予一批博学又不愿入仕的布衣儒生一定的俸禄;其二是禁止文武功臣干涉朝政。

这两件事不仅恢复而且增加了儒生阶层的既得利益,因为在西汉,只有官学中作为候补的官吏儒生,才能得到政府正规的给养。

今天,我们没有保存下来的足够证据可以证明:是隋朝建立了对后来在中国维持13个世纪之久的儒学统治起了主要作用的著名科举制,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隋时已开始建立此制了。〔7〕

虽然炀帝是位聪明能干的统治者,但是他好大喜功的治国方针和穷奢极欲的生活,迅速耗尽了帝国的人力物力,也给帝国中野心勃勃的煽动家以天赐良机。其中的李氏家族成功地翦灭了其他叛乱者,建立了一个新的强大王朝——唐朝。

唐朝实际的开国之君、第二位皇帝太宗(627—650)在隋朝奠定的基础上,将科举制度予以制度化,其目的完全是为了儒化官僚阶层。下面我们谈谈这种制度的具体内容。

继隋之后,唐朝将文官分为九品。吏部虽然像自魏至南北朝时期一样,无权任命高级官吏,但它仍然对官吏阶层大多数的选拔负责。现在与以往真正不同的是,那些想通过吏部选入仕途的人,必须通过一项初考,其中儒经是必考科目。而且参加此项考试的人,都必须由京师六所国学或州县政府向吏部推荐。

这六所国学由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算学和书学组成。据《新唐书》记载,国子学只收文武三品以上官员子孙300人〔8〕;太学收五品以上官员子孙500人;四门学收文武七品以上官员子孙500人,庶人之聪明子弟800人。律学、算学和书学共招收八品以下官员子孙以及庶人之通其学者110人。〔9〕从这些学校的生源和人数来看,我们知道经学得到何等的重视。除此之外,律学、算学和书学也以儒学为基础读物。这些学校都举行正规的考试。只有全部学业、主要是儒经的学习达到规定水平的学生,才有机会被推荐给吏部。

除了这些国学之外,州县馆学也可以向吏部推荐学生。〔10〕但这些学校似乎不及国学重要,因为这些地方学校的生徒若想进入国学,还得通过一项特别考试。〔11〕

另外两所学校崇文馆和弘文馆,是专为皇胄以及外戚、宰相和一等功臣的子孙设立的。在这里,除了经学之外,还要研习《史记》、《前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

这些学校的创立,结果是儒化了统治阶级的子孙。为了防止这些贵胄子嗣可能像南朝士族那样形成一种排外性的门阀阶层,并给予没有机会进入这些学校的平民子弟以机会,全国各州县每年都举行经学考试。凡通过考试者,都可参加州县举行的乡饮酒礼,届时所有的州县官员都将出席。同时还举行一组仪式,使这一场合具有荣光。之后,他们便被送往京师参加礼部主持的最后考试。〔12〕通过了最后考试的平民,就有资格参加吏部主持的考试而进入仕途。平民或被统治者通过研习经书和这些考试成为候选官吏或统治阶级候补成员的这种机制,就是所谓科举制。

一方面由于朝廷的鼓励,另一方面由于许多优秀的学者通过这一途径起家,在科举考试中,特别是在最后考试中的优胜者,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社会上很快便可获得极高的声望。由于考试级别和内容的差异,这些优胜者被冠以不同的称号。最难也是最荣耀的是“进士”,其次是“明经”。考试结果公布以后,新科进士可赴皇帝的曲江宴会,公卿之家也多于是日择婿。这一小群体,被公认为天之骄子,迅即通过儒生阶层驰名全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在进士头衔上的荣誉越来越高,以至于统治阶级的子孙也想通过科举考试得到晋升。结果,唐玄宗(713—756)时,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的生徒人数急剧下降。为了巩固这些学生的地位,朝廷不得不下诏在一定时间内停止科举考试。

由于民间有一些具有卓越才能的士人,他们孤芳自赏,不屑于参加这些常规考试;或者他们的才能难以从这些经学考试中得到发现,皇帝乃不时亲自主持对他们进行特殊考试。在整个唐代,为招致这些卓越才能的士人,共创设了63种不同的头衔。不过,即使在这些考试中,经学仍是基本考试科目。

科举考试的结果,儒化了平民中那些才华横溢、能力过人、志向远大的人。和上文提及的学校一道,科举制又恢复了读经对中国知识生活的统治。

为了使我们的论述更加清楚,在此我们将介绍一下经学研究。我们在第4章中提到过,五经在汉代发展成许多学派,出现过师传和家法之争以及今古文经学之争。东汉末年,这场论争以郑玄的古文经学的最后胜利而告终。郑玄身后,如我们在第五章所描述,中国特别是南朝的知识生活,基本上相继由佛、道以及风雅文学统治着。三国时代,郑玄的学说居于经学的统治地位。西晋初年,武帝的外祖父王肃的学说取代了郑玄的学说。他也是一位古文经学家。由于他的影响,今文经学被逐出太学;整个晋代官方认可的所有五经学派,均为古文经学学派。其后,儒学命运江河日下,和中国分为南北朝一道,经学家分为两大集团。隋统一了中国,也统一了儒学。

从它的方法和内容来看,这一漫长时期中在中国学术史上被称为“训诂之学”的经学研究,并没有给中国文化增加新的血液。它旨在引证前人陈说以注疏古文经书,以阐释孔子和周公——传说中经书的作者——的本意。这样,便又产生一些新学派。每一学派均声称他们的经书得孔子、周公正义。隋朝将南北朝不同的经学糅合在一起,但未能统一抵牾的诸学派。所以当唐太宗设立上述学校和科举制时,参加科举考试的生徒和乡贡们,在经学考试中无任何标准可凭倚。鉴于此,唐太宗授命儒臣孔颖达,会同另外14名著名的儒生修订五经,实际上是将各不同学派联合、统一起来。这就导致了巨著《五经正义》的编撰和出版。在编撰中,编撰者们几乎引证了所有先儒特别是东汉以来儒家的注疏。因而,这部书实质上只是历代五经注疏的总汇。此书刊行之后,在学校和科举考试中被采用为所有生徒和应试者必须遵循的正统学说。从那以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或儒生都遵循《五经正义》,几乎像研究自然科学的学者在其领域内遵循数学公式一样。这一状况一直延续至宋朝(960—1279)中叶。

除上所述,唐太宗还采取了许多措施,为有才华、有志向的人在儒学中攫取利益。其中两项在此值得一提。第一是设立了单纯有儒生组成的智囊团。据宋祁记载:

寇乱稍平,乃向儒,宫城西作文学馆,收聘贤才。于是下教以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记室考功郎中房玄龄及于志宁,军咨祭酒苏世长,天策府记室薛收,文学褚亮、姚思廉,太学博士陆德明、孔颖达,主簿李玄道,天策仓曹参军事李守素,王府记室参军事虞世南,参军事蔡允恭、颜相时,著作郎摄记室许敬宗、薛元敬,太学助教盖文达,军咨典签苏勖,并以本官为学士。……凡分三番递宿于阁下,悉给珍膳。每暇日,访以政事,讨论坟籍,榷略前载,无常礼之间。命阎立本图象,使亮为之赞,题名字爵里,号十八学士,藏之书府,以章礼贤之重。方是时,在选中者,天下所慕向,谓之登瀛洲。〔13〕

这便树立了后世遵循的又一典范。

第二是对历代名儒予以尊崇。首先,梁、陈及隋朝的10位名儒的子孙可以免试入仕。其次,将前代21位名儒供奉于孔庙,以便缅怀和敬仰。为了评价唐太宗实行的这两条措施的影响,我们必须记住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家族传统的国家。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太宗的所作所为,正是将汉代统治者做过的事加以制度化。建立学校,儒化了统治阶级的子孙;科举制的施行,将平民中才智过人、志向远大的分子变为儒生。这样,便能使官僚集团始终忠于统治家族。为了增加儒生阶层的既得利益,巩固科举制,如上文所述,古今名儒备受推崇,他们的声望通过各种办法得到提高。这就强化了儒生阶层的倾向性。所以,当太宗有一次目睹新科进士鱼贯而入时,他笑着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