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学获取的最大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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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法定的阶级制度以种族、民族为基础，从上至下、依次排序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前两者大权独揽，后两者只被授予副职。〔2〕此外，与来自其他集团的候补者相比，进入政府任职的儒生阶层的候补者甚少。例如，迟至元代最后一位统治者顺帝（1333—1368）3年，一年之中，政府仅任用了30余名儒生，而同年4月至9月，政府却吸收了72位来自非儒生阶层的候补者。〔3〕其后，在实权派蒙古大臣的阻挠下，科举停止了7年。
由于大多数儒生难以进入政府，他们便在官私学校中担任教师或督学。即便如此，也难以避免其他利益集团的侵扰。例如，也是在顺帝统治之初，一位非汉族官员彻里贴木儿建议，以地方学校所收之田租支付遍布全国、受理蒙古居民案件的法官的费用。
所有这一切，大大削弱了以授徒、做官为生计的儒生阶层的既得利益。因此，当元末统治阶级对平民和奴隶剥削过度，加之自然灾害频繁，在全国范围内激起民众起义时，儒生阶层、尤其是布衣儒生，便站在民众一边。义军首领之一的朱元璋，看到儒生阶层在社会上富有声望，以及他们对元朝的不满，从起义之初就有意识地招贤纳士。每攻克一地，他都邀请当地德高望重的儒生为自己运筹帷幄，并与之共同商议定国安邦大计。这不仅加速了他夺取政权的步伐，而且坚定了他对儒学的信念。登基伊始，成为明太祖（1368—1398）的他便颁诏云：
天下之治，天下之贤共理之。今贤士多隐岩穴，岂有司失于敦劝欤？朝廷疏于礼待欤？抑朕寡昧不足致贤，将在位者壅蔽使不上达欤？不然，贤士大夫幼学壮行，岂甘没世而已哉？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有能辅朕济民者，有司礼遣。〔4〕
两年后，他再次下诏说道：
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今古、名实相称者，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5〕
同年，他下令儒士为武将讲授经、史。次年，他两次举行会试，以便能拥有足够儒生候补者以充实全国官缺。
除将已受过训练的儒生，通过科举制吸收进官场外，他还广置学校，提高读书人的社会地位，以培育大批新儒生。明朝在京城设有国子监，监生得到政府慷慨的资助，不时还可得到赏赐，他们的妻子儿女则受到皇后的直接眷顾。政府还出资为那些贫寒的监生娶妻成家。
关于地方学校，有记载如下：
郡县之学与太学相维创立自唐始〔6〕，宋置诸路州学官，元颇因之，其法皆未具。迄明，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二百余员，弟子无算。教养之法备矣。……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郊、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生员虽定数于国初，未几即命增广，不拘额数。〔7〕
所有这些生员，都得到政府的资助，全无衣食之忧。除此之外，他们还有资格参加乡试。乡试取中的称举人。举人和太学生有资格参加会试和殿试，在这些考试中取中的称进士。
生员生前总有机会参加乡试。但是，他们年过50也可退休。在此情形下，他们就无须承担任何公民的义务。那些无缘进入这些学校的读书人，可以通过一系列考试而成为他们中的正式成员。这样，他们也就具备了参加乡试的资格。
所有这些制度，一直延续至清末。
尽管通过科举制，儒化了官吏阶层的所有新成员，使之接受了忠君教育，可生性多疑的明太祖并未因此高枕无忧，因为还有一批手握重兵的武将存在，而正是这些人帮助他从一个穷和尚走上了中国至尊的宝座。所以，他便利用种种借口，逐渐将这批人杀戮殆尽。在位的头29年，他迫使2500多名次要的武将致仕。〔8〕晚年，他不再设专任宰相，因为后者可能渐渐侵夺皇帝至高无上的威权，并开始起用一小批儒生，冠以“大学士”之名，辅佐自己，决定军国大事。
借此，他逐渐但稳步地实现了建立极度中央集权政府和全面儒化知识阶层的意图，而儒生阶层也依仗帝王权势，从政治和社会上专制地统治着中国。
明太祖的策略，不仅为明朝历代皇帝而且也为清朝皇帝所紧密因袭和更加强化。其中，明代的永乐皇帝（1403—1425），清代的顺治（1644—1662）、康熙（1662—1723）、雍正（1723—1736）和乾隆（1736—1796）等帝，更是如此。
明、清两代的统治集团，利用儒化富有才干和雄心勃勃的平民，使其效忠于皇室以确保自己的既得利益，是非常成功的。在取得这种成功的过程中，儒生阶层的既得利益也如此深深地植根于社会之中，甚至皇帝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将之根除或者哪怕只是减弱。
一般来说，明、清两代的儒生阶层大体相似，因此我们可以对这两个朝代的儒生阶层作一个总的描述，看看他们的既得利益是如何强大。
也许我们不难设想，一般而言，官僚儒生比之布衣儒生更加显赫，因为他们拥有实权，尽管有时极负盛名的布衣儒生拥有超过宰相的声望。所以，李伯元在他的《官场现形记》的序言中说：
官之位高矣！官之名贵矣！官之权大矣！——五尺童子皆能知之。……盖官者，有士、农、工、商之利，而无士、农、工、商之劳也。〔9〕
次于官吏的是科举考试中的进士、举人和生员。他们之有权势，主要是因为他们是潜在的官吏。进士和举人的种种特权自不待言，任何人只要在科举考试这种特殊社会阶梯上攀上一级成为生员，就会大大与众不同，高人一等。所以《儒林外史》中，范进得中生员，他的丈人便对他说：
你如今既中了相公〔10〕，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的规矩，连我的脸上都无光了。
你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所以这些话我不得不教导你。〔11〕
中了生员，不仅大大地提高了社会地位，而且还享有其他众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特权。首先，一旦取中生员，便可以不受统治阶级剥削。清初，顾亭林在他的“生员论”中说：
天下之生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
一得为此，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
故今之愿为生员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12〕
再者，由于只有生员能读书作文，所以他们垄断了舆论；又由于他们知悉地方官府的隐私，并受到儒生衣冠的保护〔13〕，所以结党营私，左右官府，鱼肉百姓，官府却不敢过问，因为他们这一阶层十分庞大，极有影响。顾亭林又说：
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史〔14〕为缘，甚有身自为胥史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者，生员也。
前者噪，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随。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小有所加则曰：“是杀士也，坑儒也。”百年以来以此为大患。
而一二识治体能言之士，又皆身出于生员，而不敢显言其弊，固不能旷然一举而除之也。〔15〕
随着生员在科举考试中层层得中，他们的组织也日益强大，他们的权力、声望、荣耀和名气也随之增加。对此，吴敬梓在他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中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顾亭林的描述也是十分清晰的，只是有些一般化。他说：
生员之在天下，近或数百千里，远或万里；语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则有所谓主考官谓之座师，有所谓同考官者谓之房师，同榜之士谓之同年，同年之子谓之年姪，座师、房师之子谓之世兄，座师、房师之谓我谓之门生，而门生之所取中者，谓之门孙，门孙之谓其师之师谓之太老师。
朋比胶固，牢不可解。书牍交于道路，请托遍于官曹。
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其大者，至于立党倾轧，取人主太阿之柄。〔16〕
这样一个享有大量特权而且极富影响力的浮于社会之上的庞大而强有力的阶层，主要靠鱼肉百姓，横行乡里，过着大大优越于平民百姓的生活，究其缘由，他们不过是从朱熹学说中获得了一些非常有限的儒学知识。多么奇妙的既得利益！所以，在此情形下，任何危及儒学、尤其是危及朱熹学说的变革，都会这样那样地对这个不事生产的阶层意味着贫困、无力、羞辱和其他不同程度的不幸。所以，顾亭林说，读书人为猎取功名，乃
身家之情，先王所弗能禁，故以今日之法，虽尧舜复生能去朝之四凶而不能息天下之关节也。〔17〕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想象，在明、清两代，人民想要发动反儒学变革是多么困难。实际上，儒学统治中国一直到清末。中华民国成立5年后，在胡适、陈独秀及其同僚和追随者于1917年发起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中，以及李大钊、陈独秀等1919年领导的五四运动中，才出现一个真正的反儒学运动。就是这一运动，还是遭到抱残守缺的知识阶层强有力的反对，他们的领袖正是以儒学闻名的林纾、严复和章士钊。
所有这一切，使得中国的统治阶级在长达五个半世纪里，一方面竭力摧毁现有著述中涉嫌反儒学的内容，另一方面全力抵抗西方文化的渗透。结果，这个时期中国的知识生活被迫在儒学中经历了三个巨大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