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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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描述的儒学在中国的统治是下述论点的实例。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或上层阶级的诸组成部分的既得利益越是一致和单一，越是错综复杂地织入该社会，这些既得利益对社会变革的抗拒就越强烈。在统治阶级或上层阶级的各组成部分有着不同或多种既得利益，或者分别从不同的社会制度中获取既得利益的社会里，这些组成部分中的每一部分就可以并且能够发动影响其他组成部分的既得利益的变革。这些既得利益越是差异大，越是多元化，这种可能性就越大。如果他们的既得利益相同或者十分单一，而且这些利益非常错综复杂地织入社会之中，那么任何变革都会使他们全体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损失。所以一般说来，这就使他们不仅无意于发动变革，而且还要抵制变革。有的时候，这些组成部分中的某一部分可能无意中走得太远，或者以损害其他组成部分的利益为代价，发动变革以增强自己的既得利益，但很快就会被统治阶级的其他组成部分发现并加以制止。所有这一切，使得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产生社会变革异常困难。
从汉武帝尤其是汉元帝起，道家、法家、名家等其他各家学说遭到禁止，强有力的工商业者和游侠势力也被打倒或压制。中国的统治或上层阶级仅由两个集团组成，即皇室贵族和儒生阶层；两者都在儒学中享有既得利益。自汉武帝始，由于政治、家族、经济和教育这四种主要社会制度的逐渐儒学化，这些既得利益就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错综复杂地织入中国社会。与此同时，经学研究之外的所有其他职业，尤其是与儒生所禁言的法律、技术与战争相联系的职业，都逐渐为社会所鄙视。结果，所有才智之士与雄心勃勃的人，都将全部时间和精力耗费在或被鼓励耗费在读经上，因为其他任何职业都不能带给人们幸运、荣耀、名誉和声望等等。
发明和文化传播是社会变迁两个最重要的源泉。具有才智和雄心的人们的时间和精力不一定就会创造出发明，但没有它们，发明创造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汉朝社会分层本身成为社会变革积极阻力的原因。由于两汉期间与中国接触的文化没有很先进的，这就使得通过文化传播在中国引起较重要社会变革成为不可能。
再者，由于既得利益的诱惑和对它的积极追求，两汉期间曾经有过一些变革。但是，只有那些这样或那样为统治阶级既得利益进一步辩护的变革才得到了允许。
自东汉末年起，由于儒生阶层的封闭性，一个依仗门第或世袭获得声望、权威、权力、名声、荣耀等的新利益集团升入统治或上层阶级。这一集团的影响如此深远，直至唐初，皇室和儒生联合起来也难彻底加以压制。这就是由魏至隋道家复兴、佛教传入和传播以及风雅文学兴盛的原因。
隋、唐建立了科举制和其他一些制度恢复了儒学的统治。统治阶级或上层阶级的既得利益重新得以统一，并得到进一步的保证。这就导致了以后唐代对佛、道和其他文化成分的压制和它们的衰微。自宋朝起，由于皇室的鼓励和儒生的努力，中国的统治或上层阶级在儒学中的既得利益日益强大，并且不断更加贯穿到整个社会之中。这也意味着中国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越来越一致与单一。在此情形下，统治或上层阶级的大多数自己既不愿意改革，也不断努力地抗拒、压制由其他各阶层或者文化传播导致的变革。所有这些，就是造成自两汉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惰性和多次抵制变革的原因。
两汉以来中国的社会改革或者创新，则是一系列的失败。仅就其较著者而言，就有王莽在两汉之间的失败，晚唐刘晏的失败，北宋王安石的失败，明代张居正的失败，清中叶太平天国起义的失败等等，其他不成功的次要改革则更多。
在知识领域内，除了佛、道在魏至隋朝间曾在中国建立了强大基础之外，再未出现过其他任何值得注意的非儒家的学说。明朝末年，西方科学和基督教思想曾以相当规模传入中国，但在清代却被铲除了。鸦片战争之后，他们确实又随帝国主义一道回到中国，可是直至今日，由于儒学统治在中国社会的余威犹在，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进程仍然是十分缓慢的。
在第三章中，我们从技术的角度描述了西汉中国的统治阶级是如何力图压制工、商和手工业者，从而阻塞了中国传统的新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因为在那之后，具有才智和雄心的人们再也不愿在它们上面花费时间和精力了。在第八章中，我们又论述了明季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不断抵制西方技术的典型事例。由于篇幅关系，我们这里不准备讨论中国历史中另外许多类似较小事例，只引用R. H. 托尼下面一段话来作概括。他说：
在西方对于某些基本生活技艺还茫然无知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掌握了它们。比如中国农民在欧洲使用木犁之时，已使用铁犁，可当欧洲使用钢制农具时，他们却仍用铁犁。她将一种经济体制和社会组织发展到具有很高成就的水平，但没有意识到需要改造它。〔1〕
如我们在第三、四章所指出，这种“没有意识到”是儒家重农理论的结果，是统治阶级的两个组成部分都在儒学中具有既得利益以及他们不断捍卫这种利益的结果。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元朝有所觉醒。但是，由于明朝开国之君及其儒生大臣的努力，这种觉醒又消失了。自明末以来，中国一些有识之士曾多次意识到需要改进或取代儒学化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组织，可是因为统治阶级总是力图维护他们在儒学中的既得利益，未能取得任何成功。
在中国以外的地方，统治或上层阶级各个组成部分既得利益的一致性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过社会变迁，欧洲的黑暗时代就是如此。总的说来，欧洲中世纪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都在基督教信仰中具有不同程度的既得利益。许多次变迁的企图和尝试一出现就被以上帝的名义扑灭。
今日美国社会以其迅速变迁而闻名于世。这大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的统治阶级或诸上层阶层是由工商业家、各种专业人员、科学家以及政府高级官员所组成的。他们的既得利益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而复杂的。一种特定的社会变革或许会影响统治阶级中某一或某些组成部分的既得利益，但是其他组成部分的既得利益却未被波及。比如汽车的发明，无疑会影响到铁路所有者这样一些运输和交通行业人员的既得利益，但很难说专业人员、科学家、政府高级官吏以及所有工商业家的既得利益都会受到损害。倘若美国统治阶级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在铁路业中有着很强的既得利益，汽车的发明，或者至少是它的使用，如果不是不可能，也将非常困难。
所有这些都是由于人性。很少有人愿意为某种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威望、财富、名声等的事物而工作，更不用说为之战斗和牺牲。假如在美国，由于在某种意识形态中的既得利益的深文罗织，统治阶级成功地导致了所有工商业家、各种专业人员以及科学家的没落，至少是他们社会地位的下降，而且社会现实也转而将所有的幸运、权力、名声、威望等等全都赐予那些熟悉这种意识形态的人，那么，谁还会再关心科学与技术呢？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具有足够力量打退那些危及其既得利益的变革企图的人，会不去这样做。这就是产生使儒学在中国维持如此一个长时间统治的各种动机和事件的一些基本原因。
本书试图证明的另一个假设是：即使在一个统治阶级或各上层阶级的所有组成部分有着同样既得利益的社会里，由于种种原因，变革仍然是可能的；但只要统治阶级的各个组成部分所享有的既得利益保持着一致，那么就只有那些为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辩护，或至少不彻底威胁它们的变革，才会得到允许。两汉的师传与家法，东汉古文经学的兴盛，自宋至明新儒学的出现和流行，明、清儒学中的三大转折，都是例子；自马丁·路德以来产生的各种新基督教派，亦是如此。
【注释】
〔1〕R. H. 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动》，1页，伦敦，乔治·艾伦和昂温公司，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