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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先行研究及述评

    《“国家认同”教育变迁研究》章节:第三节 先行研究及述评,去读读网友提供全文无弹窗免费在线阅读。!



如第一章第一节所述,台湾年轻世代“国家认同”危机或所谓“天然独”现象就发生在最近几年,尚未引起大陆学者或台湾学者足够的重视。研究者查阅台湾“国家”图书馆及其博硕论文资讯网,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及其馆藏查询系统,大陆各大数据库如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知网)、万方资源数据库、超星数字图书馆等,有关该问题的研究文献实为不多。在国外文献方面,研究者只能以“国家认同”为主题去查询相关资料,这在本章第二节已有所阐述。现将为数不多的先行研究归纳如下并做简单述评,进而提出本研究创新之处。



一、大陆地区有关台湾“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


《台湾“国家认同”问题概论》是目前唯一一本系统研究台湾“国家认同”问题的专著。刘红教授提出了台湾“国家认同”问题的特殊性:1.多元性,外省人、闽南人、客家人、少数民族等不同族群在各种政治势力影响下形成多种“国家认同”;2.可变性(历史性),早期移民在开发建设台湾过程中形成的“台湾认同”,荷西入侵后激起台湾民众的“祖国意识”,“明郑时代”坚持“反清复明”形成的汉民族意识,清朝统治时期,热爱台湾的“地方意识”“汉族意识”“中国意识”,日本入侵后形成的“中华意识”和“祖国意识”;3.功能性,台湾“国家认同”问题经常表现为统“独”议题,作为民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各政党产生重大影响,发挥着不可低估的政治功能;4.初始性,变化大而缺少稳定,情绪化而缺少理性,认识浅而缺少深度;5.逆反性,不少民众总觉得受到大陆的“压制和迫害”,对大陆不信任,对于大陆包括“国家认同”在内的各种政治主张持怀疑态度。刘教授还分析了影响台湾人民“一中认同”的因素,如岛内族群矛盾,“台独”政党的运作,两岸发展道路的不同,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干预、传媒政治的误导等。瓦解“台独国家认同”倾向的现实难点在于两岸的实质性分治和政治对立。刘教授认为,中华文化维系了台湾“一个中国的国家认同”,必须加强两岸文化交流,营造“一中认同”的社会氛围[78]。刘教授从政治、文化、社会的视角分析台湾的“国家认同”问题,阅读本书有助于从宏观层面了解“天然独”养成的政治、社会环境,但对起重要作用的教育政策及教科书问题,该书并无涉及,这不能不说是本书作为“概论性”专书的一大缺憾。

有学者采用历史研究法,以公民教育的视角考察自1923年至2008年间台湾“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教育的变迁。1945年至1987年,国民党当局通过以“去皇民化”为中心的公民教育,以“反共复国”为目标的政治教育,强调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培育的道德教育,强化了中小学生“一个中国”的国家认同。在这一阶段,岛内由于日本殖民统治50年而形成的“亲日”“皇民”思想受到打压,“台独”势力受到强有力地遏制,学校教育自然没有脱离一个中国的论述。1987年以后,尤其是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期,台湾的公民教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中国化”教育逐步走向“台湾化”教育。无论是课纲标准、课纲的修订,教材的编辑,课程科目的调整,还是辅助课程,诸如“乡土教育活动”“母语教学”“现代社会”“深化认识台湾行动”的实施等,所具有的鲜明特色便是“去中国化”,一切向“本土”看齐,即要处处体现,层层渗透“台湾特色”。国民党是在对“大中国意识”的认同下,将“复国”与公民教育相结合,李、陈则是在“台湾主体意识”的认同下,将“独立”与公民教育相结合[79]。该研究主要从文化和政治的视角,阐述了台湾从“中国化国家认同”向“台湾化国家认同”的演变历程,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公民教育的政治化及李、陈的政治干预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尽管洋洋洒洒近30万字,但该书总给人“未尽其详”之感:1.研究的时间横跨近百年,大量篇幅阐述1945年之前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问题;2.尽管作者关照的是“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但对这两个研究对象并没有聚焦,涉及了公民教育很多其他方面的内容;3.作者研究中小学校的公民教育,涉及小学、初中、高中不同学习阶段,涉及公民科、历史科、“国文”科、地理科、社会科、生活与伦理等科目,泛化的研究对象不利于研究的深入;4.作者分析了台湾地区不同时期的“课程标准”和“课程纲要”,但由于研究篇幅的限制,未能对教科书内容进行解读与透视[80]。台湾在本世纪初实行九年一贯课程后,课纲条文非常简要,实有必要分析教科书文本已补课纲内容之不足。

有学者认为由于台湾社会分离主义思潮的影响,台湾青少年的政治认同呈现疏离倾向,年龄越小,对于台湾人的认同度越高,而对于中国人的认同度越低[81];有学者认为台湾“年轻世代”的国家认同对象渐趋一致,即逐渐从“中国”转为“台湾”(或“在台湾的中华民国”)[82];有学者认为台湾年轻人在“身份认同”上存在严重的“去中国化”与“台湾化”倾向,在“国家认同”上,已出现严重异化[83]。对于台湾“年轻世代”的“国家认同”观,大陆学者的研究大都认为已经转向“台湾认同”,不过所引用的数据皆来源于台湾媒体及研究机构,如:TVBS(台湾无限电视台)、《联合报》、《远见》杂志、台湾指标民调公司、政大选举研究中心。对于年轻世代“国家认同观”形成的原因,可将大陆学者的分析归纳为以下几点:政治上,“台独”政党及团体的鼓噪,国民党在90年代以来的姑息、妥协;社会上,各种媒体包括网络媒体的“分裂主义”政治社会化;历史上,日本50年的殖民统治和解严前国民党“反共仇共”宣传;教育上,“去中国化”的教育毒害了青少年的政治认同[84]。有学者认为,年轻世代成长、学习和生活过程中与中国的关联逐渐减弱甚至完全消失:小学课本里面再也没有过去要背诵的中国城市、河流名称,更多地开始关注台湾的乡野和历史小故事,在电视上看到的政治人物也总是以“爱台湾”自许[85]。



二、台湾地区有关台湾“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


有学者基于多种民调数据,探讨台湾自1992年至2012年二十年间“中国人认同”在台湾逐渐消失的现象和问题,其实是间接讨论了台湾的“国家认同”问题,因为没有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就难以认同“中国”作为祖国[86]。台湾中山大学政治学所所长陈文杰教授对该文的评价是“用简单的统计方法来说明一个复杂的历史背景下的社会现象,让人浅显易懂”[87]。量化分析的方法为主,辅之少量质性分析,是该书的一大特点,也似乎显得研究很有说服力。作者衡量中国人认同的变量有族群身份、政治世代、教育程度、政治事件,在多变量分析后,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政治事件才是影响台湾民众在中国人认同上急速下降的主要因素,而并非第一世代在台湾的大陆各省市人的消失促使台湾民众在中国人认同上急速下降。在政治事件冲击下,过去台湾民众所受到的中国人认同教育才受到考验;然后才接着第四世代台湾民众,由于不同的教育内容,导致中国人认同的低落[88]。这一结论未免太过牵强。作者所指政治事件主要有两件:其一,1996年中国政府在台海的军事演习;其二,2000年中国政府总理“朱镕基在国际记者招待会上的恫吓”[89]。的确,据作者所引数据,1992年台湾民众中国人认同比例为33.0%,但1996年“飞弹事件”之后,降到了18.2%,之后这个比例也确实逐步下降[90]。政治事件具有偶发性和时效性,这如何能解释之后十几年台湾民众“中国人认同”的持续下滑呢?另外,该文的“第四世代”指的是1981年后出生的台湾人,这与本书研究的“年轻世代”(20—29岁)、“天然独”有较大出入。2014年,蔡英文提出的“天然独”概念,是指1985年后出生的台湾人。1996年,年龄最大的“天然独”也才11岁,大部分年龄居于3到8岁之间。该研究引入“教育程度”的变量,也就是在探讨不同学历的台湾人在其他变量下的中国人认同,并没有谈及最近二十年来台湾学校中“国家认同”或中国人认同教育变迁的情况。也就说,作者在得出政治事件是冲击“中国人认同”最主要因素的结论时,忽视了“教育”这个重要的变量。另外,鉴于该文所引台湾政治民调数据的虚假性[91],其立论依据及推论也值得怀疑。

许毓峰探讨小学社会科中台湾的“图像”与定位,也涉及“国家认同”问题。其研究重点有二:其一统计解严前后社会科教科书中涉及台湾内容所占的比重,其二分析不同时期教科书对于“台湾图像”[92]是如何描绘的,亦即台湾在教科书中是如何被呈现的[93]。许研究发现,影响小学社会科教科书中“台湾图像”的因素主要有三点:首先是课程标准,其次则是编写者的背景,再则为外在环境的变化(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本土化运动、政治民主化下的“教育松绑”等)。许认为,教科书中的“台湾图像”未因解严及教科书政策的开放而变得清新,关于台湾的论述仍然遭到强大阻力。教科书中与台湾相关的内容也未因教科书政策的开放而有较多篇幅或有较深入明确的论述[94]。许并没有明确提出台湾应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或政治实体,也没有明确提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其认为1993年版社会科教科书对“台湾主体性”的强调还不够。台湾如果是中国或“中华民国”的一个省,那么教科书中关于台湾的论述够不够呢?许没有明确提出本人的“统独”立场,但过于强调“本土化”和“台湾主体性”,实际上是要编制一种适宜“台独”生长的教科书。由于研究范围和篇幅的限制,该研究并未涉及变动更大的九年一贯社会科教科书。

有学者采用教科书内容分析法,研究1975年版“统编本”、1993年版“国编本”、2003年翰林版小学社会科教科书中“台湾意识”和“大中国意识”[95]变迁情况[96]。其研究发现,在1975年版中,“大中国意识”占有全面性的优势;在1993年版中,“台湾主体意识”与“大中国意识”分庭抗礼;在2003年翰林版中,“台湾主体意识”后来居上,逐渐取得优势。“台湾主体意识”与“大中国意识”在教科书中的变迁趋势竟和现实政治的发展走向如出一辙,教科书反映了所处的政治权力结构。教科书内容分析关键之一是主题类目表的编制。该研究以“政治”“民族”“文化”三个面向作为区别“台湾主体意识”与“大中国意识”的主类目。“政治”类目分为“国家认同”“国家前途”两个次类目;“民族”类目分为“族群认同”“族群的集体记忆”两项;在“文化”主类目下,分成“文化类型”“文化主体”“文化渊源”“文化褒贬”四个次类目。关于“国家认同”次类目,研究者作如下说明:“我们的国家”领土范围为台澎金马,人口数二千多万人的“中华民国或台湾”,这样的课文叙述属于“台湾主体意识”;“我国的领土还包含中国大陆,甚至是蒙古,人口数有十几亿”,这是“大中国意识”。研究认为,几十年来社会科教科书中“台湾主体意识”不断崛起,但这不等于“台湾国意识”的崛起。该文涉及台湾小学社会科“国家认同”教育变迁的内容不多,相关类目制定和分析过于简单,不过其研究架构和内容分析主类目和次类目表可作为本研究的参考。

有学者探讨了台湾小学社会科1993年版课标与九年一贯制课纲编制的背景与经过,分析了社会科课程修订的原因,阐述了社会科课程发展的社会动因[97]。研究发现,从1993年版课标到九年一贯课纲,专家的主导作用在弱化;民间力量不断崛起,深刻地影响了课纲发展。勇于发声的民间团体,极易受到政治力量的左右,其诉求未必能遵循课纲发展的规律。九年一贯课程纲要需由“立法院”通过才能生效,具有一定的民意基础,但研究者认为教育政策需充分尊重专家的意见,由社会各界形成共识后再予定案;课程专家所批评的对象不应仅是课程纲要的内容,还应包括课程纲要决定过程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研究者进而提出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课程纲要制定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利益纠葛与权力争夺?这也是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之一。

陈盈宏探讨小学社会科教科书中“国族”概念的变迁过程,其研究发现:旧课程(指1975年版)呈现大中国国族论述的国族概念;新课程(1993年版)教科书内容中,“大中国”与“大台湾”国族概念交杂,呈现出“政治台湾,文化中国”的教科书内容架构;九年一贯课程则呈现以“大台湾国族”论述为依归的国族图像。陈认为,不同版本教科书所呈现的国族概念皆有其特定的历史脉络情境:旧课程所呈现的国族概念符应当时国民政府的国族论述,即以“大中国”国族论述为依归;新课程所呈现的国族概念符应当时台湾呈现“大中国”与“大台湾”的国族论述交互错杂的状态,亦即虽有出现“大台湾”国族论述的国族概念,但并未完全扬弃“大中国”国族论述的国族概念,且在民间版本中,多以模糊忽略的策略来处理不同立场国族概念的冲突;九年一贯课程呼应民进党的“国族”论述,即以“大台湾国族”论述为依归——这其实点明了“政治势力”影响了教科书中的国族论述,但政治是如何干预课程发展的?陈的论文并没有充分论证。“国族”英文为“nation”,既有“民族”之意,又有“国家”之意,国族可以说是民族和国家的结合,因此与本研究涉及的国家(民族国家)概念有相通之处。民族的意义重在文化,国家的意义重在政治。研究者从政治与文化两个维度去制定内容分析表的主类目和次类目,发展“国族概念分析主题类目表”,这对于本研究颇有参考价值[98]。



三、本研究创新之处


大陆学者的研究普遍认为年轻人的“独化”倾向与台湾二十年来的政治变迁、社会转型、“去中国化”教育有关系;对于教育因素的分析不够深入,缺乏实证分析,尤其欠缺教科书文本的分析(这或许与缺乏研究文本有关)。台湾学者的研究较少直接指向“国家认同”,一般用“台湾主体性”“大中国意识”等作为研究关键词,较少出现“台湾国”或“中华民国”;注重教科书文本的分析,较少从宏观层面探讨台湾的“国家认同”危机;研究结论倾向于教科书中“台湾主体意识”崛起,有不少学者认为教科书的“大中国”“大汉族”意识还比较浓厚。在价值取向上,大陆学者倾向于批判台湾教育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独化”倾向,台湾学者倾向于批判教科书中的“大中国主义”[99]。

本书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设计社会科教科书“中国化”暨“台湾化”国家认同分析类目表,量化研究和质性分析相结合,考察三个时期、四套教科书台湾“国家认同”教育的变迁,深入发掘教科书发展背后政治、社会及课程本身的动因,并初步探讨台湾“天然独”现象形成的教育因素。本研究有以下几点创新:其一,自行设计的国家认同类目分析表具有较强的原创性和科学性;其二,将研究聚焦于社会科教科书文本及其蕴含的国家认同观,提供台湾教育“去中国化”的有力证据;第三,本研究采访了十位台湾社会科教科书变迁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们为本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有效信息,推动了研究的深入和扩展;第四,本研究为首次从教育(社会科)的视角探讨台湾“天然独”现象这一颇具前瞻性和现实意义的问题。第五,本研究基于事实和结论提出统一前后诸多对台教育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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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详见:郭艳.台湾“年轻世代”国家认同的现状及成因分析[J].台湾研究,2011(3).罗筱霖.新变局下台湾民众两岸认同异化及解决路径探讨[J].台湾研究,2016(3).刘凌斌.两岸大交流背景下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研究[J].台湾研究,2014(5).王磊、林冈.台湾民众政治认同的代际差异分析[J].江淮论坛,2016(2).张文生.台湾青少年的政治认同问题研究[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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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陈文杰为黄志呈专书所作之序,转引自黄志呈《在台湾演变中的中国人认同》,第6页。

[88]  黄志呈.在台湾演变中的中国人认同[M].台北:致知学术出版社,2015:208.

[89]  黄志呈.在台湾演变中的中国人认同[M].台北:致知学术出版社,2015:207-208.

[90]  黄志呈.在台湾演变中的中国人认同[M].台北:致知学术出版社,2015:158-159.

[91]  朱素恕.30.7%台湾人对中共有好感,数据靠谱吗[EB/OL].http://guancha.cn/ZhuSuRu/2016_08_14_371147.shtml,2016-8-14.

[92]  “台湾图像”指台湾的意义与台湾的定位等相关论述,引自《解严前后台湾“国小”社会科教科书中的台湾图像》,第24页。

[93]  许毓峰.解严前后台湾“国小”社会科教科书中的台湾图像[M].台北:稻香出版社,2007:24.

[94]  许毓峰.解严前后台湾“国小”社会科教科书中的台湾图像[M].台北:稻香出版社,2007:155.

[95]  其所谓“台湾意识”是指认同”台湾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不需依附于中国,并且能依照岛内人民的自由意志让台湾永续发展的一套信念或价值系统,是经由人民不断反省醒觉建构成的”;其所谓“大中国意识”是指认同台湾与中国大陆在政治、民族、文化上具有不可分割的渊源,并且认为台湾的发展终必须依附于中国的一套信念或价值系统。参见:林文贤.“国小”社会科教科书中的台湾主体意识变迁之研究[D].台北:台北教育大学,2008:8.

[96]  林文贤.“国小”社会科教科书中的“台湾主体意识”变迁之研究[D].台北:台北教育大学,2008.

[97]  王瑞祥.台湾“国小”社会科课程标准与纲要制定过程之研究[D].台北:台北教育大学,2011.

[98]  陈盈宏.解严后“国小”社会科教科书中国族概念之转变[D].台北:台湾师范大学,2006.

[99]  详见:陈盈宏.解严后“国小”社会科教科书中国族概念之转变[D].台北:台湾师范大学,2006.林文贤.“国小”社会科教科书中的“台湾主体意识”变迁之研究[D].台北:台北教育大学,2008.翁耀裕.战后“国小”社会科台湾史教材之演变[D].台北:台北教育大学,2008.许毓峰.解严前后台湾“国小”社会科教科书中的台湾图像[M].台北:稻香出版社,2007.尤玉文.台湾“国小”教科书中“国家认同”概念之演变——以1949年后之社会与音乐教科书为例[D].新竹:新竹师范学院,2003.叶宪峻.二次世界战后初期台湾之中国化教育:以初等教育为例[D].台北:台湾师范大学,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