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美国式战争：军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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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军事–娱乐复合体创造娱乐情感体验的一个重要参照系就是所谓的军事革命。军事革命为我们提供了对未来军事战略及军费分配的一系列新认识，导致了国会对军费使用和海外用兵的激烈争论，也引发了公众对政治事务的热议。军事革命也成为好莱坞大片、电视剧和电子游戏的一个重要题材。在讨论军事革命在大众媒体中的体现之前，我们必须先研究其历史，聚焦于其核心理念、主要论断及实施情况。
自冷战期间电子计算机得以广泛运用开始，军事理论研究者就一直试图预测信息技术将对未来冲突产生何种革命性影响，对军事革命的研究由此逐渐兴起。我们在这里谈及军事革命并不是想卷入关于其缘起及发展历程的争论之中。我们的目的是概略地分析军事革命思想如何引领了新型美国式战争；“新型美国式战争”是军事历史学家马克斯·布特提出的一个概念，这种战争方式的基本要素是速度、机动性、灵活性、精确打击火力、特种部队和心理战等。23 实质上，我们的研究重点是弄清技术和组织结构的变化是如何改变了美国军队，使其从拥有庞大的陆地及海上力量的“巨兽”转型成为今天这样一支更加精干、更加灵活的军事力量。
依照惯例，对军事革命的研究通常包括对以下三个领域发展情况的分析，这三个领域各不相同但相互关联，即：技术变化、组织结构调整以及对未来威胁的认知。军事革命研究者通常要问的问题是新技术如何改变了军队结构及作战方式，以及潜在对手的技术及组织结构变化会对未来作战样式产生何种影响。这些研究人员对未来的预测判断将会改变技术投入，而进行这些技术投入的目的就是扬长避短地利用上述影响。24 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与体量庞大的国防经济密切相关，也在一定程度上关系着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发展；而军事–工业复合体必须保证其强大且有活力，这样才有助于美国保持战略优势。
众所周知，军事革命是在大幅削减预算的背景下诞生的。随着冷战落下帷幕，国会开始对五角大楼的预算实施限制，此举不仅影响到军队的人力，也影响到国防采购。在1991年至2001年的10年间，五角大楼的预算被削减了24%，数额从3825亿美元（按2001年美元价值计算）降至2911亿美元。25 现役和预备役人员总数则从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1990年）的320万人减少至“持久自由”行动前夕（2001年）的206.2万人，其中现役军人的数量减少了35%。26 新装备的采购费用则从1990年高峰时期的977亿美元降低至1996年和1997年时的450亿美元，降幅达54%。27 虽然时任国防部长威廉·科恩（1997—2001年任职）以“为军事革命开展必要采购”为由，将采购费用推升到了603亿，但这一数额仍然只是冷战后高峰时期数额的62%。面对上述不利局面，威廉·科恩和其他相关人员努力推动军事革命，将其作为最大限度发挥国防经费效益的手段。
在预算压缩的背景下，“沙漠风暴”行动和科索沃战争的胜利预示着由信息技术引领的新型战争时代的到来，在上述战争中，美国均以较少的人员伤亡换取了决定性的胜利。新型全球定位系统和精确制导弹药的使用使美军具备了远距离精确打击敌方目标的能力。一些试验性的武器系统——如联合监视目标攻击雷达系统等也在战争中投入运用，这些系统使美军能够从高空掌控战场形势，并为地面部队提供远离其阵地的其他地区的信息。简而言之，网络化信息技术为美军提供了对武器装备进行远距离指挥和控制的能力，更为强大的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以及依据实时情报进行快速协同反应的能力，这些能力赋予了美军战场优势地位。
20世纪90年代后期，约翰·阿奎拉和戴维·伦菲尔德等学者开始建议军队放弃其集权化的层级式结构模式，全面接纳信息社会中网络化的管理结构和管理技术。28 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威廉·欧文斯海军上将指出：美国军队需要转变成“体系之体系”，实现组织结构的网络化，以在面临新挑战时拥有足够的冗余度和灵活性。29 亚瑟·塞布罗夫斯基海军中将和约翰·加特斯卡把上述理论命名为“网络中心战”，该理论强调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对威胁给予局部响应并进行由下至上的自我重组。30 这些建议缓解了五角大楼所面临的诸多预算限制，因为其重点是建立在信息收集和共享机制支持下的体量小但独立性强的作战分队。
自1993年至2006年，五角大楼的分析人员一直通过研究过往的战争来分析军队的战备问题。他们认为：美国应该保有在世界不同地区同时参与两场与“沙漠风暴”规模类似的冲突的能力，同时能够应付多场代理人战争及反叛乱行动。31 研究军事革命的学者们认为：在21世纪的国际政治格局中，美国面临的威胁已经发生变化，这就要求美国军队做好打新型战争的准备。32 美国过往的战略是建立前方基地，并以这些基地为立足点实施空中力量支援下的大规模地面战争；但随着外国支持的不断弱化，这种作战模式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除此之外，潜在对手正在不断研发弹道导弹等“反介入”武器装备，使得美国很难如过去那样从前方基地发动地面战争；潜在对手拥有的“区域拒止”能力使其能够击退大规模的地面进攻，因而限制了美国的行动自由。33 受此影响，军事革命的支持者们开始呼吁大力推动技战术发展，包括加强特种部队建设，研发远程导弹、无人机、隐形平台等，以在常规力量无法发挥作用时对目标实施打击。“9·11”事件的发生及随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也清楚地表明：美国的敌人已经不再仅仅是国家实体，而是变为非对称的、非常规的对手，其中包括“流氓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等。
反恐战争中所取得的早期胜利，如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占领巴格达等，都应归功于军事革命，以及时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推动军事力量适应信息化时代的努力。正如拉姆斯菲尔德在其2002年年度报告中所言：胜利是开展新型战争的直接结果……预示着塔利班政权倒台的马扎里沙里夫之战向外界展示了高度网络化联合作战行动的巨大潜力。在“持久自由”作战行动中，AC-130攻击机、“捕食者”无人机、“全球鹰”无人机及联合监视目标攻击雷达系统相互结合，充分展现了早期“网络中心战”理念产生的巨大收益。地面上的特战人员与空中先进的侦察装备共同组成传感器网络，向人们提供战场的全景画面。34 除阿富汗战场之外，这一乐观场景还出现在了伊拉克战场上。正如马克斯·布特所言，与第一次海湾战争相比，2003年占领巴格达的战争仅需要一半的部队，造成的伤亡也降低到上次战争的五成以下，战争持续时间刚刚超过上次战争的一半，战争的花费仅为上次战争的四分之一。35 如果上述战争就此结束，它们将被视为巨大的胜利，而且将会大幅提升军事革命在军事领域的地位。
随着叛乱活动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死灰复燃，宣告战争胜利开始显得不合时宜，早期战略中的缺陷开始逐渐显现。尽管特种部队和灵活的装甲部队在推翻政权的战争中效果显著，但在战争的收尾阶段，特种部队和装甲部队却变得束手无策。随着负面的公众舆论的出现及预算审查的恢复，拉姆斯菲尔德曾经主张的政策及对军事革命的构想最终以“新型美国式战争”的形式重新出现。其核心是组建更为精干的作战分队，使用现代化的信息、通信及机器人技术以实施与2001年至2002年阿富汗战争中类似的灵活作战行动。五角大楼在2006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等规划文件中曾强调对远程智能导弹、无人机及其他无人系统、情报侦察与监视一体化系统及通信防御系统加强投资，并将上述系统视为开展新型战争的必要工具。36
以新方式获取、分析和分发信息有助于作战分队做出更富战略意义的决策，此类新方式在破除“战争迷雾”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使得各类战争工具能够对高度网络化且变幻莫测的威胁做出有针对性的反应。在忆及担任驻阿美军司令的经历时，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将军曾对这一转型做出如下概括：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艰苦血腥的战斗中，我和其他很多人开始逐渐认识到：要想战胜网络化的敌人，我们自己也必须实现网络化。我们必须想方设法保留我们的传统能力，其中包括技术、专业性以及——如果需要——势不可挡的军事力量等；同时需要掌握知识、速度、精确性，开展协同合作，而所有这些只能通过网络化才能实现。
这个设想的实质就是：把通过情报、监视和侦察手段发现敌人的分析人员，锁定目标的无人机操作人员，拘捕或击毙目标的地面作战人员，利用缴获的手机、地图以及俘虏来产生情报价值的人员，将上述信息变成有用知识的情报分析人员全部综合起来。37
正是不同专业队伍之间的高度协同促使威廉·欧文斯形成了军事力量是“体系之体系”的概念，这一“体系之体系”应随着信息流的变化开展自我同步和修正。38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9年担任驻阿富汗美军司令之前，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将军曾担任高度保密的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这也导致带有军事革命特色的特种作战战术被引入到规模更大的军事指挥机构当中。
尽管全球反恐战争为军事革命从思想进入实践领域提供了最后的推动力，但在奥巴马于2008年就任总统之前，军事革命从思想到实践的转变仍然是碎片化、不成体系的。奥巴马执政时期，小布什政府较少使用的一些战术开始被常态化运用，其中就包括特种部队开展跨境打击、无人机暗杀活动及网络战等。39 常规部队的行动方式越来越像特种部队，特种部队也秉持军事革命的思想，大幅转变行动方式。自全球反恐战争开始起，特种部队就一直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开展反恐和反叛乱行动，他们的对手包括“基地”组织及其他各类极端势力。在反恐战争开始前，驻外的特种部队人员约为2800人。反恐战争开始后，这一数字就以每年翻两番的速度增长，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2012年。2007年1月至2008年7月间，驻伊拉克和阿富汗特种部队人员大幅增加，总数达到1.2万人左右，随后一直保持这一水平。40 为了满足阿富汗、伊拉克及其他任务区反恐战争的需要，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下属部队已经从2001年的3.8万人增加至2012年的6.3万人，其预算则从2001年的23亿美元提升到2013年的近104亿美元。41
为网络化和灵活性日益提升的军队提供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这项工作大幅提升了对机器人技术和奥威尔式监视系统的投资。五角大楼拥有的无人机数量从2002年的167架激增至2010年的7500架42，对无人机的投资也从2000年的2.84亿美元增加至2010年的33亿美元43。据估算，从2001年至2013年，五角大楼在研发、采购和操作无人机方面的花费高达260亿美元。44 2005年，五角大楼对无人机的投入仅占军用飞机总投入的5%，到了2012年，对无人机投入占军用飞机总投入的比例已经达到近33%。45 携带先进传感器和功能强大的摄像设备的无人机开始为部队提供海量信息，以至军方不得不开发一套新的基础设施以应对由此导致的通信带宽紧张局面。一架“全球鹰”无人机的数据传输速率就达500兆/秒，这一数值是1991年海湾战争时期参战美军所用带宽总和的五倍还多。46
反恐战争期间的大量投资也是在传统军队中进行网络中心战改革的长远规划的一部分。举例而言，雄心勃勃的“未来作战系统”和“目标部队勇士系统”于2003年至2009年期间启动，项目合同被波音公司和科学应用国际公司拿下，总金额高达2000亿美元，项目的研发目的就是创造一套“系统之系统”，将美军在战场上的各种要素集成起来，以获取前所未有的联合作战和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未来作战系统”的设计目标是为陆军近70个作战旅中的15个旅配备遥控设备及柴电混合动力载人飞行器，这些设备通过一个安全的通信网络实现互联，所有车辆均配备高技术传感器。但该项目最终因罗伯特·盖茨实施的预算压缩政策而被迫下马。
“目标部队勇士系统”则是一套单兵系统，其设计目标是把所有士兵连接成一个网络，每名士兵既是信息的生产者也是信息的消费者。乘坐步战车的士兵们可以通过他们的车辆访问网络中的所有信息。下车之后，士兵们佩戴的头盔式显示器也可通过远程无缝连接的方式显示所需的信息。借助各级（排、连、营及旅级）配备的传感器的帮助，战术指挥官可利用该系统向战场上的重要地点派出无人机并发射灵巧弹药，通过收集海量情报看穿“战争迷雾”，而这一切都可以在敌人毫无知觉的情况下进行。士兵及各类智能设备将把信息向上传递至视野更广、可以看到战场全局的人那里，使他们能够有效履行职责，成为广泛的网络中一个个灵活的节点。
尽管“未来作战系统”最终并未投入部署，但其涉及的技术最终还是在其他产品中得以应用，这些产品包括由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和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联合研发的“塔罗斯”套装（即轻型战术突击作战服）等。未来的士兵将有望配备专用轻型护甲、机械外骨骼和AR显示器，士兵们及战争本身的机械化和网络化水平都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47
2014年2月下旬，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在面临预算紧缩的严峻形势下建议：将美国陆军数量压缩至194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他提出：在随后几年中将裁减12万名军人，并将节约的一部分经费投入到为保留下的军人改善训练和技术水平之上。尽管查克·哈格尔的建议不出预料地遭遇了反驳——有人指出裁军将损害美国军队的战斗力，但哈格尔的建议还是标志着美军十年转型期达到了顶点。他认为：掌握先进信息技术的灵活精干的军队对打赢未来战争而言既有经济可行性，也有战略必要性。48 哈格尔的建议引发了军事革命进程中最近的一次争论。